以文明对话取代文明冲突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学者，谈到文明，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三年后他又将文中观点进行了系统阐释，拓展为一本专著，取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该书中，亨廷顿认为在未来世界中，文化的根源将取代意识形态或经济的根源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所以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沿着文明的断裂带而展开。

在亨廷顿的哲学中，文明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因此他认为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但是，这种带有宿命论的观点和看待世界的视角带给世界的并非和平和安宁，反而是更多的冲突和问题。一方面，它强化了文明间的差别，甚至使文明的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另一方面，“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似乎有强烈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暗示。近些年，宗教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方不断出现，特别是伊斯兰国崛起以及对“应许之地”的想象，似乎在不断验证亨廷顿的观点。这也给世人提出了一个越发严峻的问题：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各种文明和平共处？2019年5月15日，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现代人种学已经一再证明，尽管各民族间存在肤色、衣着和生活方式的差别，但人类却拥有共同的祖先。这些不同文明间的差别，例如肤色、衣着和看待世界的角度等，大多是不同地区的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适应地理和气候环境的结果。例如白肤色和高颧骨等特征可以帮助人体接受更多的阳光，以生成更多的维生素，适应极地环境。相反，生活在赤道附近的人则需要较多的黑色素来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以避免晒伤和吸收过度的维生素，因此肤色较深。在长期的生活中，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积累起适应当地环境的生活经验。为了将这些生活经验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传承下去，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一些实用的规范或者禁忌。这些规范和禁忌既可能出于健康卫生等实用原因，例如“不食自死之物”，也可能蕴含着某种美好的愿望，例如贴福字等。当这些规范和禁忌被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并被不断传承时，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神圣感，不但成为必须遵循的法则，甚至成为某一文明的核心特征。坚持和维护这种文明特征，不但关系到该民族的生存延续，而且关系到该民族的尊严和荣誉。所以，强迫他人接受本民族的行为准则，既不必要，也没有道理，而且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失败，以及因为冒犯他人的尊严而激起强烈的反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解决文明间的冲突困境不可能通过强调彼此间的差异，只能是相反。为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个“坚持”，作为中国回应这一世界性挑战的答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四个“坚持”当中，最为核心的毫无疑问是第一个：“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是数千年来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交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哪里有歧视，哪里就有伤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有真正做到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各个文明之间才能真正做到和平共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各个文明之间才能真正做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历史上，但凡能够实施文化开放和宗教宽容政策的政权，往往都能够获得最大的进步和繁荣，不仅国土版图和财富增加，而且在文化和艺术上也会达到巅峰。中国的大唐即是如此，印度的阿克巴大帝时期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相互包容和借鉴之中，个人和群体的创造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做到“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相反，坚持文明差异和以差异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和他人，只会导致无尽的冲突和反抗，不断消耗国家和民族的财富与活力，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进步。因为对自身优越感的迷恋会丧失任何学习和借鉴的能力与勇气，只会导致盲目自大和故步自封。

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成为文明交流的意义所在。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类会赋予自在的自然以意义。欣赏美、传播美和成人之美是人类行为的诸多重要意义之一。这既是个人或者群体单纯的快乐的来源，例如各民族形式各样的好客之道，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习近平主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所以，各民族和各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不仅带来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大繁荣，而且不断推动世界向着更美好、更进步的方向发展。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在中国形成独特的儒释道三教合一。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不但挽救了中华民族，而且使中华文明在不断学习和兼收并蓄中实现凤凰涅槃，再次在神州大地上焕发出无限活力和光彩。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是实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关键手段。面对差别，心胸狭隘的人会感到恐惧，想到歧视；心胸开阔之人则看到多彩，想到借鉴。历史实践一再证明，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下，人类社会只会停滞；只有开放才能带来进步和发展，而只有包容才能实现真正的开放，才能真正做到相互学习和借鉴，做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做出了完美的解释。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第一次提出财富创造的秘密：分工。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再通过将剩余产品进行交换，能够带来个人财富增加，且进一步促进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核心观点，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主张——比较优势理论，并且希望把亚当·斯密主张的分工与专业化扩展到国与国之间的范围。如果各国都能找准自己同他国比较之下的有利之处，即确定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自由贸易对参与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开放以及开放导致的自由贸易，带来了近现代以来各国经济的成功。以开放和自由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带来市场的国际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使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此外，全球化还大大加快了技术扩散的速度，理论上能够使任何一个落后国家或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一切都极大提高了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速度，大大减轻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压力。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国家愿意主动开放，并且能够包容接纳他国的商品服务，以及背后的异质文明，实现和平交流与合作，互学互鉴。

“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是文明交流的目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目的在于实现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现代化理论认为，500年前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是不发达的，而且是相互隔绝的，其特点是发展水平低下，人的观念一成不变，缺乏创新和不思进取。后来一些国家通过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培育出企业家精神，实现了创新，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化国家的过渡。另外一些国家通过学习，也获得了成功。所以，在现代化理论看来，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发展的根源在其内部，即是否愿意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主动与时俱进，通过开放、学习和创新来实现发展。事实上，即便是出现在文明断裂带的冲突，依然有强烈的经济因素。对极端分子来说，即便获得了个人物质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依然会因为本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败，而在精神上感觉到强烈的失败、自卑与绝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报复其他民族的理由。因为相对于内疚，归咎于外部因素更容易获得心理上的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代以来成功摆脱失败国家命运的现实，能够给其他所有立志获得成功的国家和民族树立了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正面榜样。中国的成功也再一次证明了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发展模式：开放和创新带来进步，封闭和守旧导致落后。

文明交流既是国家发展的现实路径，也是应对全球化时代各种挑战的时代要求。如同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在亨廷顿认为沿着文明断裂线会不断出现暴力冲突的情况下，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则提供了一个弥合文明间隔阂的平台，帮助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相互交流、借鉴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