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不死：我心目中的韦政通教授

韦政通（1927年12月16日－），江苏镇江人，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最早期弟子，后转向自由主义角度来批判与反省儒家思想，与梁漱溟、钱穆、徐复观等人同为自学有成的思想家。曾任台湾文化学院（台湾文化大学前身）教授，后获聘中山大学讲座教授与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着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 《中国哲学思想批判》、《伦理思想的突破》 等近三十部著作。

韦政通教授是我的恩师，他对待我有如“思想的父亲”，我们有着快二十年的深厚情谊，而且有非常多来往的故事值得说，然而，我总觉得还没有到需要和盘托出的时候，毕竟最难写的东西，其实来自距离自己心里最近的事情。因此，每当有人请我写点跟韦老师的交谊，我都往往借故推辞，现在却因为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想替韦老师做九十大寿，藉此出版一本文集纪念，使得我盛情难却，终于不得不提笔为文。

我跟老师相识于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念历史学博士的时期，当时我正准备考博士资格考有关“中华文化史”的科目，我透过水牛出版社的编辑部跟韦老师联系，请他担任我的出题老师。韦老师立刻来电应允，老实说，刚开始韦老师并不是个很容易亲近的人，他待人处事常依据自己一套很严格的标准，不只会用来审视自己，并且常不自觉审视别人。

由于我们年龄相差有如爷孙，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使其言谈间常会带着某种指导性与批判性，却因为我天生性格不喜受拘束，尤其我平素最厌恶任何人拿成长的资历来压迫青年，这让我们谈话常不知不觉掉落到某种紧张的节奏感里。

然而，直到有一天，年轻气盛的我，实在不愿再忍耐，直接跟韦老师表达自己不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对话关系，毅然从他家离开，心灰意冷回到家里。刚打开大门，立刻就接到他来电，韦老师直接了当表达对我的歉意，他说他没有留意到做出自己平素最厌恶的事情，就在剎那间，我们发现原来彼此身上流淌着相同的真性情，这使得我们从此发展出忘年的深交。

曾经有几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到韦老师家一次或两次，两人从上午到晚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在我准备考“中华文化史”这个科目的博士资格考前，我跟老师说我高度关注中国书院的发展，并且，我不只曾把全台从清朝到日据不同时期开设的书院都做过田野调查，甚至常到大陆各省的知名书院做田野调查。

韦老师显然很欣赏书院这种自由讲学的精神，他就说：“既然如此，你何不直接写有关书院的书面报告来作为中华文化史的资格考呢？”我非常高兴老师采取这么自由的办法来作为对我的考核，回到家就开始整理相关文献，两个月后写完全文，直接交给他一本书。韦老师看见大喜，对我高度赞许，期勉我未来不只能研究书院，更能推广书院的设立，最后给我极高的分数通过，这本书就是后来由洪叶出版社发行的《书院精神与中华文化》。

来年我与筱筠结婚，韦老师慨然应允担任我们夫妻的婚礼证婚人，并在喜宴上跟大家特别提到这件事情，除希望我不要忘记初衷外，并期许我们将婚姻与志业结合，尤其不要害怕年轻时多吃些苦头。

韦老师自己的婚姻很特别，他当年与师母的相恋震撼到社会的禁忌，多年隐姓埋名在台南乡间教书并撰写《中国思想史》，甚至不惜跟自己的恩师牟宗三先生绝交（只因牟先生干预他婚姻的选择），因此，对于他在婚礼上的这番叮咛，我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并且，我后来的人生，确实吃过很惨烈的苦头。由于台湾高等教育体制逐渐开始发生严重的问题，大学教职在剧烈萎缩，使得我博士毕业后，已无法如愿立刻寻觅到令人满意的教职。先是在各大学兼课，后来则来到台湾师范大学做四年的博士后研究员。韦老师对待我有如对待自己孩子般，对此深感忧虑，常常来电问这件事情，还帮我写推荐信，却不幸总是石沉大海。

当时我甚感羞愧，老师早已一大把年纪，还要如此丢面子，帮我去请教他甚至已经十几年不再联络的学术中人。只因老师觉得我是个人才，并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就此被埋没，还主动跟几位在大陆高校任教的知交或学生提到我的名字，希望这些人能帮上忙。结果其中有人不只没有帮忙，甚至还跟自己学生去笑话我，成为这些不知人间疾苦的年轻人茶余饭后写微博的“奇闻异事”。当我的真实人生竟变成别人笑话的谈资，从事学术工作竟然做到山穷水尽毫无出路，这对于平生素来重视荣誉的我，其挫折与痛苦，实可谓刻骨铭心都无法形容。

然而，韦老师却云淡风清地跟我说：“我这辈子在学术领域被人瞧不起的经验可多了，更不要说国民党让我几度跟大学教职绝缘，如果只因为人家说的并不是真实的我，我就要难过，那我可早就活不下去了。英雄不怕出身低，你是谁，这些记忆都铭刻在你的心底，不在别人的嘴里。”

这类的往事多不胜数，曾在我最失意的时候，韦老师扮演着很特殊的慈父角色，不断鼓励我奋发图强，我有时独自在灯火阑珊处回首前尘，不禁觉得当年如果没有韦老师如此强烈的支持，我大概很难撑过那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