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社会分化加剧,新社会阶层产生,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矛盾也就更加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除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社会阶层,比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等。阶层与阶层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如何处理好新出现的阶层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
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结构包括很多方面,表现为:人口结构——老了;家庭结构——小了;城乡结构——倒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城镇化率接近60%;阶层结构——新了,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变了,也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而且社会矛盾带有风险化趋势。但是,社会矛盾,首先,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其次,绝大多数是利益诉求;最后,绝大多数发生在民生领域。因此,现在的社会矛盾是可防、可控、可解的。
现在,我们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重在健全机制。一要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善于运用大数据技术、信息化手段,努力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二要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三要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积极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推进诉讼与非诉讼方式有机衔接,建立规范完善的公众参与规则程序,提高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整体效果和效力。四要善于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五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以下重点:第一,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第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第三,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第四,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
四、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社会治安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要着眼于提升整体效能,推进立体化、信息化,努力构建全方位的公共安全防控网络,坚决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态势,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政法机关和广大干警要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力法律保障。要统筹城市公共安全综合治理,努力实现城市安全运行。要以“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为目标,深入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还要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组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让人民群众带着满满的安全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二是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三是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四是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五是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五、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共安全连着千家万户,是社会安定、社会秩序良好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提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我们时刻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有以下几个关键。一是抓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级党政一把手要亲力亲为,各地区各部门、各类企业要坚持安全生产高标准、严要求,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二是强化预防治本,健全预警应急机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实行安全生产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风险“一票否决”,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势头。三是推动建立行业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化解和管控制度,确保行业发展与公共安全同步推进。四是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五是切实加大投入,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不断提升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于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特别强调了这样几点:第一,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第二,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第三,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第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六、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在听取基层党支部书记代表朱国萍关于基层社区管理工作汇报后的讲话中引用了一句俗语:“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总书记还讲过这样一段话:“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那么,哪里是基层?基层最主要的就是城乡社区。所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强调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一方面,表明基层社会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极端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说明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存在许多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从农村看,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三留守”问题突出。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这个关爱服务体系当然是一个民生问题,但同样也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在承包地的分配和流转、宅基地的分配和使用、征地补偿、集体收益的分配等方面的矛盾突出。从城镇来看,我国处于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时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按常住人口计算,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但是,一方面,城市环境、交通和社会治安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仍然突出,人民群众极为关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城市管理部门。社区种类错综复杂,社区管理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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