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活动的政治美

政务活动的政治美

马克思指出,“劳动创造了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的显现”,美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创造美的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政务活动同样是构造美的劳动。

本文所论政务活动,仅指地方党委领导开展的议事、考察、座谈、表彰、调研、巡察、会见、餐叙等活动载体的形式安排。这些活动载体,放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起到类似“神经元”的作用,放在党的地方治理体系中,起到的则是类似“神经系统”的作用,其传导的信号、宣示的价值,极为重要。神经元间各种不同的连接和变化,直接关乎中枢功能控制系统内的整合以及大脑的运行机制。同理,地方党委领导开展的政务活动,关系到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关系到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坚持和完善。

现在的情况是,“器官和躯干”的制度构架受关注较多,党委“轴心”层面的“脑学科”运转的具体制度构架受关注较少。同时,对党员干部来说,在各类政务活动中应反对和纠治什么,比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负面清单比较清楚了,但倡导和追求什么的正面清单,比如什么是正向的、什么是美的研究较少,或者只知政治、人民等大略,却不知具象的体现美的形式。为此,笔者重点想谈谈政务活动应追求怎样的政治美,以及怎样的取向是实现政务活动高质量开展的取向。显然,地方党委领导开展政务活动,都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都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个大的逻辑前提下,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彰显秩序、情怀、自然、简练、流畅、迅捷的政治美。

秩序之美

一切政务活动首先应该是秩序的表达。

其一,做到“两个维护”。各个层级贯彻落实的会议,客观上是一种政治传导秩序。现在各地党委常委会会议的第一个议题,都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精神放在首位,体现的正是党中央的权威,正是地方党委政务活动对标对表的核心要义,正是“两个维护”在政务活动开展中的必然体现。

其二,照规矩办。“定了规矩就要照着办”。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系统立下开会规矩的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他的《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把为什么开会、怎样开会、如何开好会作了精彩规范。当然,在所有的规矩中,最根本的是政治规矩。党的纪律、规矩都是来自实践、多次检验、反复修订形成的治理良策和必然性法则,遵从规矩也就是遵照规律。

其三,法度庄严。会议活动中,庄重严肃的会场布置、席次安排、程序设定、国歌奏唱等仪式,展现的就是庄严法度。仪程的展示对于活动主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庄重感、仪式感、使命感,有助于唤起参与者心理上的重视、认同、共鸣。当然,仪程需要把握尺度和边界,过了就成繁文缛节,适得其反。

情怀之美

任何一项政务活动,如果缺少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就没有了起码的态度、温情、深刻,就毫无生机和活力可言。

一是美在态度。在态度发端上,就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周恩来1966年到邢台地震灾区慰问群众,发现露天会场上几千名群众都是面风而坐时,当场坚持改变布置,自己迎着风沙讲话。我们参观新中国成立之初乃至根据地建设时期的一些图片展,就会看到在一些群众表彰大会的合影照上,地方领导基本上是在最后一排的中间,群众是绝对的“C位”并占据图片的大多数。现在有的地方陪会问题突出,为体现对某某领导的重视,甚至安排一些不相关的各层级领导参会,盲目提高所谓的会议规格,岂不知缺了人民群众的主角,将显得多么幼稚可笑。

二是美在温度。有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听国民党官员和共产党人讲话的差别:前者官声官气、空洞苍白,后者为民立言、充满希望,让人感慨“一看语气情怀,就知道谁战胜谁了”。现在一些地方的座谈会,经常请的都是“有觉悟”的村干部、“会说话”的致富能人、“不乱说话”的老实人等“专业参会户”,听到的当然是没有温度的所谓基层话语。

三是美在深度。“暖男型干部”展现了美的一面,因为除了外表上看去让人舒服温暖,更重要的是能够理解和呵护群众的深层次需求。无论以何种政务活动形式,都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这是深度爱民、深度为民的基础。

自然之美

美学所说的“自然”,不是逻辑的“真”和“实”,而是存在的“真”和“实”,是加之于常态的主客体统一,是“情景交融”。政务活动特别是考察、会见、餐叙等,离不开“真”“实”“常”三个政治美的标准。

一是“真”。“真”具有至高无上的规律,称为真理,共产党人以赤子真心坚定信仰。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感性政治正逐渐成为政治传播的一种常态。在讲政治的大原则下应主动把一些“有料”的信息推送开来,敢于将自己的真性情和趣味直接表露。须要看到,大量的政务活动都是在“一灯和三镜”(聚光灯、放大镜、显微镜、凸凹镜)下开展的,如果不坚持“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依据”的“本色原则”,领导作秀的虚假形象必定会使政务活动失效。

二是“实”。搞调研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参观、视察、一般性了解情况的政务活动,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专门的调查研究,但领导同志到基层,选取哪些考察点,考察点与考察点之间内在联系,要体现出什么政治含义,上级的决策部署要从哪些考察点中找到落实之处,或者找到问题破解关键所在,都需要落到实处。

三是“常”。在考察调研工作安排中,与部门或当地沟通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推荐给领导同志看的都是有特点的典型考察点,都是有亮点的工作。推荐干得好的典型本无可厚非,但是否有推广意义?是否一贯如此?是否代表了普遍的水准?一项工作的推进,最应该研究的是普遍的常态化的现状,看“常态”才能找出普遍性的规律。

简练之美

大道至简,简练是一种境界美。《易经》之“易”除“变易”涵义外,就是“简易”。人类用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最重要的办法就是使世界尽量简化,也就是用抽象思维方式。马克思正是用这种抽象力,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发现呈现给世界。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政务以简为要。历来仁者之政,都崇尚简明扼要、练达有信。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推行精兵简政,有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部队战斗力。政务活动中滋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多半是违背了为政以简的价值取向。

一是删繁就简。“删繁就简三秋树”,要有“奥卡姆剃刀”,但凡可以剔除的形式和载体,一律层层剔除,摒弃“繁琐政务”。

二是因陋就简。“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会议由什么人主持、开场的话怎么讲,什么人讲话、讲什么话,如何结束、结束语怎么讲,也形成一套“程序八股”。须知会议本质是议事,切不可小会大办、短会长办、穷会富办,切不可把会议开得杂乱低效、“神仙”乱侃。除了法定的程序性的会议必须按程序走,其他会议活动,特别是一些座谈等交流性质的会议,应简约流程、简化仪式,直奔主题、问题导向、重点突出。

三是居敬行简。“单车欲问边”,考察调研活动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调研五不(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一竿子插到群众中间,用行动消除距离,用脚步丈量民情。甚至一些调研活动也应有机地嵌入工作之中,而不是机械地在日常工作之外再安排“为了调研的调研”。当然,也应注意“行简”不能绝对化,要“居敬”,立场要敬畏,敬畏历史和人民,敬畏规则和上级,不是拍脑袋为简而简,不是对上级部署打折扣,要发挥政治领导力的“引擎”作用,实现纲举目张、以简驭繁的效果。

组织大型交响乐团的演出,需要各种管弦乐器相互协调高度合作,作为器乐大家族的集合,演奏者之间、演奏者和乐器之间、多种乐器之间能否实现行云流水般顺畅至关重要,一些大型政务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是这个道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历来是难题,是衡量政令是否畅通乃至衡量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流畅之美

一是协调流畅。协调流畅就是清“瘀点”、通“堵点”、解“难点”。一些涉及全局性的大型活动,无论是人员调集还是后勤保障,都需要精细筹划协商,顾及多方面的损益。

二是衔接流畅。衔接的关键点是环环相扣、不掉链子。纵向上下级单位,要目标一致、信息对称、贯通一体;横向兄弟单位,要行动相携、有无相通、节奏同步;工作不同阶段,要前后相连、步步为营、首尾相顾;还要把握动态衔接,同类问题或不同类问题,在不同单位或不同时机点的决策,就需要从时间、空间、事态中实现协同平衡。注重用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这一公共治理的“基础设施”,通过一些视频会议、信息手段,保证衔接的顺畅。

三是集成流畅。政务活动很多时候可以理解为组织、系统、条块之间的集成,各类信息、力量、预案都要集成到地方党委这个“轴心”上来。通过交流和传导各方面相关情况,包括思想观点、诉求期盼、难点关节、经验惯例、幕后力量,以及人、财、物配备构成等基础性条件,达成信息汇流,统一到一个板块之上,实现工作“电路集成”,声、光、电和谐一致,搭建畅通有序的政务活动舞台。

迅捷之美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我们的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现代化治理要因应时势,唯迅捷而已,政务活动越来越需干理敏捷、雷厉风行。

一是应“急”迅捷。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平电车厂遭敌特纵火破坏,周恩来马上中止会议赶到现场,对公安干部讲:“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面对突发重大事件,一把手必须亲自抓、现场抓,只有第一时间到现场,才能掌握第一手情况,作出第一等的判断,更好地临机处置。应急类政务活动,有大量的事态研判、决策困境,尤其需要迅速到场、敏锐判断、科学处置,做出全局性、果断性的决策安排。

二是应“变”迅捷。世界进入了大变局的激流,似入“无锚之境”,喧嚣烦乱之至,世界乱象折射出中国之治、东方之智是如此难能可贵。各地的政务活动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变得更加凸显和重要,无论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领域,还是金融、科技、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等领域,都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务求棋先一招,赢得先发优势。

三是应“对”迅捷。很多事故的处理难度,常常会超出我们的经验,“对”的场合做“对”的事情殊为不易。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统筹调度、怎样稳定工作人员的“军心”,如何传递理念、怎样妥善安排前往现场,如何应对舆情、怎样把握信息发布的时度效,都要丰富的政务能力和高超的处置艺术,稍有不当,会恶化事故处置的环境,容易发生“次生舆论灾害”,使话语权失控。当然,也要把握好快与慢的辩证法,快是以尊重规律、符合实际为前提的快。不是所有的快都是美的好的。一味图快,羽檄飞驰,急功近利,会事与愿违,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战略意图急不得,战术实施慢不得。迅捷之目的,在于政务活动高质量开展,实现忙而不乱、快而有方、治而有效。有些事情急脉缓灸、事缓则圆。这就需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长远政治定力,“慢工出细活”,退一步而进两步。

责任编辑:刘宇同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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