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之下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

李爱民（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

19世纪伊始，科学研究成为继人才培养之后大学的又一项职能，发展科学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提出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倡导“象牙塔式”的纯粹的科学研究，目的是通过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的完美道德修养和大学后备力量。这与当今大学里的科学研究已有很大不同。随着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的演变，科学研究的功能逐渐扩大，当今大学的科学研究不仅是为人才培养服务，而且还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在世界一流大学和学者的评价标准中，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首当其冲。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各种评价“唯科研”，而科研考核中又“唯项目”“唯数量”，注重立项不注重成果、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注重科研不注重教学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大学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功能越来越被异化。有效改善高等教育的“科研焦虑”，使大学科研回归初心，需要辨证施治，在科研生态环境建设、科研管理制度优化、科研人员素质提升上狠下功夫。

郑承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当前，高校正在大力加强“双一流”建设；同时，也在开展“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简称“五唯”）的全面清理。有人说：“这不是一道难题吗？一方面，让我们搞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又没收了我们的‘武器’，咋搞学科建设？”其实，这是把学科建设与科研评价混为一谈了。学科建设并不是仅仅注重科研成果的堆砌，而是要更加注重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创新。可以说，学科建设是一项团体赛，就算科研成果再多，若不能为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事业所用，也只不过是废纸一堆。同时，反“五唯”并不是反“五用”，该用还得用，只不过这五项并不是唯一标准，而应辩证看待、统筹兼顾各种因素，将评价体系科学化。教育不是急功近利的工程，而是一项慢工细活、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事业。既然是事业，就需要静下心来，抛开浮躁和虚妄，用好评价标准和体系，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回归教育的本质和初心，真正做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铁铮（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焦虑”，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教师的“焦虑”主要来自考核指标体系中科研的硬性要求。无论是项目级别，还是经费数额，都直接关系着教师职业生涯的荣辱兴亡。往往是没项目时茶饭不思、坐卧不安，不是在写申请书、立项报告，就是在想着如何申请、在哪儿立项；有了项目之后，“焦虑”非但不减，还会更多：愁拿什么交差，愁如何按规定花钱，愁在哪家刊物上发文章，愁怎么申报奖励。校方的“焦虑”主要来自追求政绩的考量。教学、管理、大学文化等都难以量化，而科研的量化指标是实打实的，经费总额、获奖级别和数量都直接关系着学校的名誉和领导者的业绩。管理部门和社会的“焦虑”也不少：科研经费下拨了，总不能“打水漂”。真正需要的技术和成果依旧难寻，不胜枚举的成果束之高阁、难以推广应用。消除科学研究的“焦虑”，其根本在于回归。科研应该为教学服务，而不是与教学对立；科学研究应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市场繁荣、生活幸福服务，而不应该成为“敲门砖”和装潢门面的“幌子”。科学研究更要讲科学、更要遵循科学规律、更要有科学的谋划与科学的管理。

陈鷟（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今天，很多大学都患上了“焦虑症”，主要表现在对待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眼前声名与长远发展之间的平衡与取舍。究其原因，是学校既被各种排名和政绩所困扰，又承受着社会和办学者自身立德树人之责的拷问以及对教育规律的敬畏。很多高校都在两者之间徘徊和焦虑。这种焦虑自然会传递到师生身上，有时甚至导致其价值观扭曲，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完全背离了办学宗旨和学术追求。长此以往，无疑会使得大学难以健康发展。那么，治疗大学“焦虑症”的药方在哪里？一是师生心里的“药方”。大学师生都应该经常静悟“大学”之道，着力于诚意和正心，实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种静悟是一种心灵的成长，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起点。二是国家引导的“药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既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心，又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淡定从容。这样在制定政策、给予高校评价的时候，就会多一分长远眼光，少一分急功近利。各级主管领导只有率先既做政治家又做教育家，才能更好地引领高校领导们向此目标看齐。

《北京教育》杂志

作者：李爱民 郑承军 铁铮 陈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