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党史国史 牢记初心使命（2）

通过这份报告，党的一大的开幕日期以及每天的议程都比较清楚了。遗憾的是报告没有提到最后一次闭幕会的日期，以至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无法确切地知道党的一大到底是哪一天闭幕的。当然，现在好多专家都在提出各种看法，有的说是7月31号，有的是8月1号，2号，3号，5号，现在通过各种材料分析，8月3号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也不能确定。

第六，“一大”到底有没有发生争论，对哪些问题争论较大？这个报告说，在研究党的纲领的三次会议上，“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在最后一次会议研究党的工作计划，也就是第一个决议的时候，“在我们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可见会议在讨论党纲和决议时，对有些问题是经过长时间辩论的，并且达成了一致。但是，对党员可不可以做官和当议员，这一点经过了激烈争论，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和作出结论，决定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在中央档案馆现存的档案当中，这件档案的俄文打印件一共有3份，其中两份都是3页，字是黑色的，另一份的纸张比其他两份要厚，一共有2页，字是紫色的。这3份内容相同的俄文档案是什么时间由中文翻译成俄文的？又是由谁在什么时间带到共产国际的？目前都无法考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发现了当年“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1924年在那上学的时候做的硕士论文当中附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本。经过对照，英文本同俄文本的内容基本相同。也就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的这份英文本，跟当年在共产国际收藏的那份俄文本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说明它们都是真实的。

两种文本都是编为15条，其中第10条后都是接着第12条，缺少第11条的序号和内容，所以实际上共有14条内容。这14条的条文要点都基本相同，只不过是译文稍有出入。两种文本在第11条和第14条都有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译本的发现，证明了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译本的可靠性、真实性。这两个译本共同证明，1921年党的一大的确曾经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章的内容名义上是15条实际上是14条。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我推测第11条应该是中文本原缺。可能是由于当时起草人太匆忙，在编号的时候跳号了，所以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尽管这件档案有上述瑕疵，但是，我们通过其他档案资料的佐证，完全可以确定它的内容是真实的、可靠的、毋庸置疑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纲领、政策、党员条件、党的各级机构、党的纪律等，是“一大”通过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性文件。对于后人认识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的政治面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这件档案同第一个纲领一样，都有三个不同的俄文打印件，而且都是其中一件字是紫色的，两件字是黑色的。也同样有英文译本，被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所附录，而且英文本的条文内容和俄文本的基本相同，只不过英文本的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俄文与英文这两个文本可以互相印证内容的可靠性、真实性。这个《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样，都是党的一大所通过的重要文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性文件之一。这两件档案共同证实了“一大”确实曾经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只不过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而已，因而在几十年当中鲜为人知。这两份文件在会后都曾经被译成俄文呈报给当时的共产国际。从“一大”的纲领和决议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纲领、制度、长远目标、当前任务、对其他政党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清楚地看出当时党的性质和面貌。

（四）《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这件档案是俄文打印件，一共有10页。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件档案就是当年参加“一大”的北京代表在“一大”会议上向代表们介绍《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报告的时间应该是1921年7月23日或者是7月24日。我之所以这样断定，是因为报告中明确地说道：“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报告在结束的时候又明确地说道：“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前后一共有四个地方明确地提到了这次大会，并且还有一处用的就是在会上发言的口气，所以我认为这件档案应该是和前面介绍的几件档案一起，在“一大”会后由中共中央呈报给共产国际的，应该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文件之一，并且应该同样受到今天中共党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

20世纪80年代，这件档案的中文译文也同前面的三件档案一起，被收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和《“一大”前后》这两本书当中。但是，党史界、档案界一般都只把前面介绍的那三件档案作为“一大”文件，而没有直接认定这份档案也同样是“一大”的文件。我负责任地郑重指出，这件《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无疑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文件。

还需要指出的是，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放在一个案卷里的，还有另外两件俄文打印件，一件是《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一件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它们同样没有形成时间和作者，没有文件处理过程的任何标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送到共产国际的，但是从内容来判断，《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也有极大的可能是参加“一大”的广州代表在“一大”上向会议作的关于广州党组织的情况的报告，但是因为它的形成时间大体在1921年春季以后，而且当时参加“一大”的各地代表也都报告了本地党组织的情况，只可惜并没有像《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当中那样，明确地提到“一大”这次会议，所以我只能说它可能是或者说疑似“一大”的文件之一。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从内容看应该是形成于1920年年底之前而不是1921年，而且根据目前所见的材料可以确定重庆并没有人参加党的一大，因而它不是“一大”的文件之一。

以上介绍的这四件档案都是“一大”本身形成的，可以确定是党的一大的文件，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则可能是，但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党的一大文件。这样看来，现存的“一大”形成的档案一共有“四件半”。

（五）《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是董必武本人所写的手稿，末尾署的时间是12月31日，据考证年份应该是1929年。因为1929年12月26日，同样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何叔衡写信让董必武尽快回忆“一大”的情况，董必武见到信以后就写了这封回信。信中说到“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董必武一共回忆出5点。根据上面介绍的几件“一大”的档案内容来看，这5点都是比较准确的。

“1.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开会。”年份和月份都是准确的，唯独缺少具体的日期。

“2.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注：应为王尽美、邓恩铭）、留日代表（周佛海……），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另一个人的姓名（注：应为尼柯尔斯基）忘记了。”他所列的“一大”的参加者基本准确，只有包惠僧到底是不是广东的代表，同其他材料有出入。

“3.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组合，有的主张产业组合，决议是产业组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这段话同上面介绍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中第一句话“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完全吻合。

“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当中所规定的“党员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中说的“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争取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等规定”是基本吻合的。

“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可，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14条的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也完全吻合。

“4.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船上，将会开完。”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中所说的有关情节基本符合，而且更加具体。“一个同志家”具体为“李汉俊的住宅”。不过根据现在的考证，应该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住宅。“附近一个小城”具体为“嘉兴东湖船上”，不过这里的“东湖”是记错了，或者是写错了，实际上应该是“南湖”。我后来想，董必武是湖北武汉人，武汉有一个著名的东湖，他可能印象很深，所以就把南湖记成了东湖。

“5.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这段话当中，“大会没有宣言”是准确的，“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以及以下的几句话，是董必武这封信当中最重要、最有史料价值的一段话。因为除他之外，迄今为止在所有“一大”代表的回忆当中都没有提到大会曾经通过一个向共产国际作的报告，董必武这封信是唯一提到的。这一点特别重要。现在又恰恰得到了档案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