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党史国史 牢记初心使命（3）

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份档案，从内容来看，正是董必武所说的经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作的报告。董必武当时还特意猜测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是，这份材料不但在董必武写信的时候仍然保存在共产国际，而且直到1957年才由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并且一直保存到现在。这就对董必武的这段话给予了铁的证实，对几乎被人遗忘的事实予以历史的还原。这儿我们不由得赞叹档案对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历史原貌的独特作用。

董必武这封信的另一个史料价值在于：仅仅凭刚才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件档案，我们无法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形成于什么时候，但是根据董必武的这封信，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件档案是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会议期间，由大会委托李汉俊和董必武两个人起草的，最后由“一大”代表全体通过，然后报告给共产国际的。

（六）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这件档案是俄文打印件，一共有10页，是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为纪念党诞生15周年写的一篇文章，被刊载在《共产国际》1936年第7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这篇回忆比上面介绍的几件档案更加具体，提供了更多、更新关于“一大”的细节。

文章中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这九个人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还有一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再一个是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这次到会的……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间，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

“大会决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过党章，下午八点钟晚饭后，齐集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上客堂发现了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于是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在船上开会。”“我们很放心的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并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局委员。”“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

陈潭秋这篇回忆的史料价值在于：第一，提到了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并且提到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进行的；第二，进一步确定了参加“一大”13个人的具体姓名；第三，“一大”之前各地党组织取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后来曾经在中共党史界使用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党史著作才开始以“共产党早期组织”来取代之；第四，新提到了毛泽东、周佛海担任大会记录，会议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中央临时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等具体情况；第五，提到了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恰好可以从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句话“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相互印证。

以上这几件原来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当中的有关中共一大的档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长时间鲜为人知。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推测，曾经在苏联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只有瞿秋白曾经看到过其中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依据就是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期间，他在莫斯科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宣讲中共党史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当中，曾经引用过党的第一个决议和第一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如果不是见过这两个文件，他决不会引用得那样准确。而除了瞿秋白之外，包括李立三、蔡和森、陈潭秋这些人，他们在讲党史或讲“一大”的时候都不曾说到这两个文件和它的主要内容，可见这些人都没有见过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当中的“一大”档案。

既然“一大”的档案当中曾经明确地记载着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开幕的，那么我们党后来为什么把党的诞生日定为7月1日呢？原因是党的一大档案在形成之后，有的报送给共产国际，有的由我们党自己保存。报给共产国际的档案存放在莫斯科，被束之高阁，极少有人能够看到；而我们党自己保存的这部分档案又很快被遗失掉。档案的遗失，使得党的“一大”一度成了谜。

早在1930年前，党中央领导人就明确说“一大”档案找不到了。1930年2月1日，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他所作的《党史报告》中，曾经明确地说：“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这次大会有什么决议和宣言，现在已找不到。”李立三作报告的时间距离“一大”召开不过才八年半，而这时候在党中央的档案中已经找不到“一大”形成的任何档案。

“一大”的档案，党中央在1930年为何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没有，但是现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间接材料能够加以解释。1923年8月18日《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当中说，“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可见1923年前后，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遭到过一次破坏，以至于使得包括党费收支等档案在内的党中央档案全部遗失，被法国巡捕搜去了。估计上海党中央所存的党的一大档案有可能是在这次搜捕当中遗失的。“一大”档案的遗失使得“一大”逐渐成了谜。比如，“一大”是哪一天召开？哪一天闭会？哪些人参加了“一大”？会议的议程是什么？讨论了什么问题？有没有形成和形成了什么样的文件？选举的结果怎么样？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38年5月，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纪念党建立17周年，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毛泽东同志、董必武同志等人都只是记得“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就把七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1938年5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

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20周年”。从此7月1日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了。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党中央领导人，也是“一大”的参加者毛泽东同志说，“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是陈潭秋，……一个是董必武，……我也是一个。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

对“一大”的情况基本说不清的这种状况到1957年出现了转变。这一年苏共中央把原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这批档案被接收回来以后存放在中央档案馆。在整理这些档案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党的一大有关档案。这些有关“一大”的档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大”本身形成的文件，一部分是“一大”参加者的回忆材料。它们作为党的一大的基本材料，可以说清“一大”的主要情况，还原“一大”的主体面貌，基本澄清“一大”在过去的历史之谜。

这些档案被收入到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以及1980年出版的《“一大”前后》当中，我也对它们一一作了介绍，我把它们比喻为党的“出生证”，是党的生日的证明，也是我们党历史的源头。这些档案共同澄清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一大”历史之谜，共同构成了研究党的一大、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也共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和永恒的历史记忆，应该得到人们的共同珍惜和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