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转变与转折

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

1915年，陈独秀在其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宣称：“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这意思说得很明白，就是这本杂志不谈政治。

1920年9月1日，从八卷一号开始，陈独秀将自己苦心经营的《新青年》，正式改为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机关刊物，不但大谈政治，而且还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红色俄罗斯。

这一步迈得非同小可。那些仍然坚持不谈政治的北大教授，摆摆手不给杂志写稿了。于是乎，编辑部成员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人就自己撰稿，不拿一分稿酬。

要来就来个痛快。陈独秀干脆以《谈政治》为题，畅快淋漓地道出了自己谈政治的理由：“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他认为：“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

陈独秀由此得出结论：“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他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他疾呼：“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1919年5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1920年9月的《谈政治》，表明陈独秀已经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胡适晚年曾说，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者。但陈独秀火一样的性格，注定其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会立刻付诸行动，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

赴法留学逐梦启航

1920年9月11日上午11点，大雨如注，上海黄浦江下游北岸的黄浦码头（今秦皇岛码头），83名四川学生排队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国勤工俭学。这里边有个16岁的小个子学生，名叫邓希贤。不过，他后来广为人知的名字叫邓小平。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后，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热心人士，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大家筹集了32000银元，在重庆夫子祠文庙泮池旁边，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恰巧，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听说预备学校招生，赶忙托人捎信，让儿子赶来报考。1919年秋天，15岁的邓小平和远房叔叔邓绍圣、同学胡明德（胡伦）结伴来到了重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有100多名学生，学制1年，设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及工业常识等课程，希望学生掌握一定法语和做工的基础知识、技能。邓小平中学只读过1年，被分到初级班。学校生活条件差强人意，既无宿舍，又无体育活动场所，食宿还得自理。

1920年7月19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经过书面考试、驻渝法国领事馆口试和身体检查，83名学生和1名未进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获准赴法。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给46名贷费生（公费生）每人提供300元。像邓小平这样的自费生，除了重庆工商界资助每人100元外，个人要自筹200元。邓绍昌卖了家里的谷子、玉米，还是不够，又卖了块地，这才凑够了费用。

8月27日下午3点，邓小平和同学们列队离开学校，步行出太平门，登上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号轮船。第二天一早儿，天刚蒙蒙亮，一声清脆的汽笛后，吉庆号起锚了，沿江东下。经过8天的航行，抵达上海。1920年9月11日到10月19日，历经39天、行程3万余里，邓小平抵达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不仅是邓小平人生的启航，也为多年后中华民族的振兴埋下了伏笔。

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后，原协约国挟持下的北京政府对此置之不理。但在国内舆论压力下，1920年5月，段祺瑞还是派张斯麐（麟）将军出使俄国。

张斯麐打着去远东共和国首都上乌金斯克（今乌兰乌德）救济当地华侨的旗号，率秘书、随员还有一个排的武装卫队，从哈尔滨乘专列，经中东铁路到达上乌金斯克。当他提出去莫斯科的愿望后，由于没有接到北京政府的通知，俄方没答应这个要求。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为此特意找到列宁，列宁破例给苏维埃外交部写了条子：可以让中国代表团现在就来。

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主要内容，希望以此为基础，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缔结友好条约。10月2日，苏俄政府请张斯麐将宣言转交中国政府。离开莫斯科前，列宁接见了张斯麐。11 月初，张斯麐一行由莫斯科乘专列到彼得格勒参观，11月中旬启程回国。

围绕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中国和苏俄的谈判一波三折、反反复复。中国方面，当时的政府一会儿皖系、一会儿直系、奉系，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谈判焉能顺利。苏俄方面随着形势的变化，1923年12月，加拉罕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重新发布两次对华宣言，删去了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引发不小争议。经过一番谈判，1924年3月14日，北京政府代表与加拉罕草签《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附件，5月31日正式签署，规定两国恢复使领关系，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商定一切悬案之详细方案。紧跟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段祺瑞又回到北京就任临时执政。而苏联政府更看好冯玉祥和南方孙中山的国民党，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断断续续。

1926年，中苏双方又开始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但谈判无果而终。随后，北伐战争爆发，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交恶，中苏边界问题成为悬案留了下来。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