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转变与转折

1920年9月:转变与转折

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

1915年,陈独秀在其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宣称:“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这意思说得很明白,就是这本杂志不谈政治。

1920年9月1日,从八卷一号开始,陈独秀将自己苦心经营的《新青年》,正式改为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机关刊物,不但大谈政治,而且还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红色俄罗斯。

这一步迈得非同小可。那些仍然坚持不谈政治的北大教授,摆摆手不给杂志写稿了。于是乎,编辑部成员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人就自己撰稿,不拿一分稿酬。

要来就来个痛快。陈独秀干脆以《谈政治》为题,畅快淋漓地道出了自己谈政治的理由:“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他认为:“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

陈独秀由此得出结论:“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他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他疾呼:“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1919年5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1920年9月的《谈政治》,表明陈独秀已经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胡适晚年曾说,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者。但陈独秀火一样的性格,注定其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会立刻付诸行动,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

赴法留学逐梦启航

1920年9月11日上午11点,大雨如注,上海黄浦江下游北岸的黄浦码头(今秦皇岛码头),83名四川学生排队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国勤工俭学。这里边有个16岁的小个子学生,名叫邓希贤。不过,他后来广为人知的名字叫邓小平。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后,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热心人士,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大家筹集了32000银元,在重庆夫子祠文庙泮池旁边,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恰巧,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听说预备学校招生,赶忙托人捎信,让儿子赶来报考。1919年秋天,15岁的邓小平和远房叔叔邓绍圣、同学胡明德(胡伦)结伴来到了重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有100多名学生,学制1年,设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及工业常识等课程,希望学生掌握一定法语和做工的基础知识、技能。邓小平中学只读过1年,被分到初级班。学校生活条件差强人意,既无宿舍,又无体育活动场所,食宿还得自理。

1920年7月19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经过书面考试、驻渝法国领事馆口试和身体检查,83名学生和1名未进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获准赴法。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给46名贷费生(公费生)每人提供300元。像邓小平这样的自费生,除了重庆工商界资助每人100元外,个人要自筹200元。邓绍昌卖了家里的谷子、玉米,还是不够,又卖了块地,这才凑够了费用。

8月27日下午3点,邓小平和同学们列队离开学校,步行出太平门,登上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号轮船。第二天一早儿,天刚蒙蒙亮,一声清脆的汽笛后,吉庆号起锚了,沿江东下。经过8天的航行,抵达上海。1920年9月11日到10月19日,历经39天、行程3万余里,邓小平抵达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不仅是邓小平人生的启航,也为多年后中华民族的振兴埋下了伏笔。

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后,原协约国挟持下的北京政府对此置之不理。但在国内舆论压力下,1920年5月,段祺瑞还是派张斯麐(麟)将军出使俄国。

张斯麐打着去远东共和国首都上乌金斯克(今乌兰乌德)救济当地华侨的旗号,率秘书、随员还有一个排的武装卫队,从哈尔滨乘专列,经中东铁路到达上乌金斯克。当他提出去莫斯科的愿望后,由于没有接到北京政府的通知,俄方没答应这个要求。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为此特意找到列宁,列宁破例给苏维埃外交部写了条子:可以让中国代表团现在就来。

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主要内容,希望以此为基础,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缔结友好条约。10月2日,苏俄政府请张斯麐将宣言转交中国政府。离开莫斯科前,列宁接见了张斯麐。11 月初,张斯麐一行由莫斯科乘专列到彼得格勒参观,11月中旬启程回国。

围绕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中国和苏俄的谈判一波三折、反反复复。中国方面,当时的政府一会儿皖系、一会儿直系、奉系,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谈判焉能顺利。苏俄方面随着形势的变化,1923年12月,加拉罕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重新发布两次对华宣言,删去了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引发不小争议。经过一番谈判,1924年3月14日,北京政府代表与加拉罕草签《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附件,5月31日正式签署,规定两国恢复使领关系,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商定一切悬案之详细方案。紧跟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段祺瑞又回到北京就任临时执政。而苏联政府更看好冯玉祥和南方孙中山的国民党,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断断续续。

1926年,中苏双方又开始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但谈判无果而终。随后,北伐战争爆发,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交恶,中苏边界问题成为悬案留了下来。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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