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做到三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时再次强调，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同时，针对此次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以应急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体系建设为重心的城市治理现代化重要性更加凸显。城市治理现代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密切相关，要统筹谋划和协同推进，实现两者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

与“社会治理精细化”紧密结合，更加关注城市治理中的“特殊需求”。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把“社会治理精细化”列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工作重点。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利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为重点，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建设一批新型示范性智慧城市”。由此可见，智慧城市把“社会治理精细化”作为重点建设内容，顺应城市治理任务日益繁重的现实需要。

总体上看，智慧城市以前关注的主要是“类”和“群”，把满足一般的、普遍的、必然的社会需求作为其规划建设的核心，但对个体的、偶然的和特定情境下的“特殊需求”有所忽视。在此次疫情中，人们之所以感到智慧城市建设没有有效发挥作用，主要是由于“普遍需求”与“特殊需求”的不对称、不协调的原因。从“类”和“群”出发，也是城市治理比较粗放、不易做精做细的主要原因。对于城市治理现代化而言，在发展理念上应在重视“普遍需求”的同时，把“特殊需求”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为各种偶然的和特殊的问题提供及时响应和服务，引领各种社会信息管理平台走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与数字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城市不仅是数字产业和人才最集中的空间，也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最肥沃的土壤。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缺乏产业支撑的智慧城市，一旦建设资金出现问题，这些智慧城市只能被迫下马，成为新的烂尾工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为生产要素，使数字产业的地位显著提高。据国家网信办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最新发布，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4.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２/３。同时，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数据显示，数字经济还具备良好的吸纳就业能力，仅2018年就提供了1.91亿个就业岗位，占当年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4.6%。这两方面是所有城市都迫切需要的。一方面，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厚植经济基础，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现代化治理平台建设，另一方面，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也可以为数字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提供广阔舞台。这种类型的循环还可以为开展智慧城市治理提供有益示范和参照。

与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密切结合，把数字政务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全球和中国的公共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公共安全本质上是一种新“城市病”，其根源同样在于城市人口的“爆棚式”增长和城市要素的过度集中。在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又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负担最重。原因有二：一是由于重大活动多，因此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相对也高；二是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一旦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果和影响也极其严重。特别是经历了此次疫情的大考之后，把“全周期管理”意识挺在前头，防患于未然，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对突发事件采取及时有力处置等，正在成为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尽快解决的重要课题。

数字政务是城市的“中枢系统”，在日常运行和危机处置中具有核心地位。截至2019年7月，数字政务已覆盖我国422个城市，涵盖1000多项服务，累计服务民众达9亿人次。毋庸讳言，仅能满足日常管理而无力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是一些城市数字政务在本次疫情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一是反应不够及时，与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交通等的联动性弱；二是基础设施服务能级不高、相关人员培训严重不足；三是缺乏跨部门协同、大数据共享的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提升我国城市治理的整体水平。为了有效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应把数字政务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在机制最复杂、反应最敏捷、协调协作最全面上狠下功夫，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