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新发展格局（2）

四是体制机制性障碍。这是造成堵塞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它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动力机制。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是在“十四五”期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

以上四个大问题阻碍着我们巨大消费潜力的发挥，以及创新能力的提高。我预计整个“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在5%左右，比“十三五”要低一点，但是这不要紧，因为世界经济总体是放慢的趋势。

第二，“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不乐观。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动荡是不稳定，变革指还是有机会的。我们往往认为变革是好事，比如技术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变革对我们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国际环境来讲，“十四五”时期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多逆风逆水的情况，而且压力会越来越大。

世界经济具有周期性的规律，20年繁荣，20年调整，基本上40年一个轮回。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引起了世界经济大萧条。1970年代的美元危机，加上全球的石油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处在一种紊乱的状况，整体增长速度比较低。再往后延伸40年就到了2010年代，现在我们刚刚进入2020年代，就是这一阶段的第二个十年，经济发展也不是很太平，但慢慢开始向好的趋势调整。按照经济周期的规律，最差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不过现在又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第二个低潮，这个低潮可能对未来五年的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影响，但对再后面的五年可能影响不大。上面三个时间节点是经济调整期，那么繁荣期是什么时候呢？20世纪10年代是美国、西方经济大繁荣时代的开始，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也是繁荣期，按照周期推算，2030年世界经济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应该不会脱离这个规律性的变化。

现在整个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大变局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风险和挑战，可概括为“三个低”：一是低增长。这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二是低通胀。低通胀乍看影响不大，但如果资产价格高，可能会有问题。资产价格看股市的价格，股市价格高对实际生活不一定有太大的负影响。我们经常说财富效应，就是资本市场的虚拟财富增长较快导致实际消费采取一种扩张的态势。三是低利率。现在利率水平低到了什么程度？欧洲国家的利率最低出现了负数，这违背了经济学的最基本规律——名义利率不能为负。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负利率，因为那样的话再也不可能有人在银行存款了。实际上还有一个低，这个低是比较好的，叫低失业。

如果这“四个低”在未来五年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稳定出现，也许未来经济发展可以达到一种最佳状态。但这样的状况很难稳定，现在经济学家们都在担心“三低”的演化，比如低通胀有可能变成负通胀，即通货紧缩，经济成为死水一潭，这种情况比通货膨胀更难治理。价格负增长意味着价格机制的失效，价格涨起来又跌就是有效，只涨不跌、只跌不涨都是无效。所以不要认为价格绝对稳定就好，或者低好，高不好。有时候低也不好，负的更不好。经济学、金融学上讲流动性陷阱，就是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拉动投资上的作用失效了。

现在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与40年前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也不能太悲观。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第四次产业革命产生的巨大产能会在全球形成非常大的推动力。一方面是技术进步提高了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是收入增加和消费需求上升，形成了比较良性、稳定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态势。二是与40年前相比，我们现在的就业形势比较好。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但疫情暴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全世界的就业情况都比较良好。包括美国的失业率都创下了50年来新低。我们国家的失业率降到了5%左右，可以说是达到了充分就业的水平。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创新创业活动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催生了新的就业形态。

第三，中国经济未来十五年或二十年的发展前景。

“十四五”时期是面临挑战的五年，是历史交汇期，我们只有解决了创新、需求、循环不畅和体制机制障碍这四个瓶颈问题，才能奠定未来中国新经济的基础。中国新经济真正出现可能要等到十年以后。“十四五”是困难重重又充满机遇的五年，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只要过好这关键的五年，“十五五”就有希望出现重大转机。未来十年，如果我们构建的新发展格局能基本成型，那么再下一个十年将是非常辉煌的。我认为2030年代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的高繁荣期，这个高繁荣不是指高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稍有回升，但主要是经济质量效益的提高，形成报酬递增的态势。我们的经济形态会逐步形成主要靠创新、效益提升、人力资本和内需潜力的不断释放的高质量发展的经济。

（二）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四大决定力量

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发展的决定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扩大内需或国内大循环作用显著增强。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是比较依赖外需的。但未来我国一定是靠内需的，过去的大部分时间说靠内需，主要是指中间需求，指靠投资和积累，通过为未来生产更多的产品来满足未来的需要。而现在的内需是靠消费的直接拉动，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幅减少。假如“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是5%，我预计消费增长占4%左右，投资增长占1%左右，净出口只占很少一部分。

第二，创新很重要且最关键。

前面说了现在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处于困境中，出现了报酬递减的现象。造成报酬递减的原因就是增长不主要依赖创新，而是依赖于各种要素的不断投入增加，我们称之为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按照这种驱动方式发展下去，就会出现报酬递减，如要打破这一规律，就必须做出提高创新能力的改变。中国唯有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才可以解决许多产业效益低的问题。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作用重要性提高。

区域是国家整体的一部分，但区域和区域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领先的区域起到先导性作用，成为创新中心、经济增长的龙头。从这个角度看，20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的印发，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些战略同之前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大战略一起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这些区域，特别是由区域带动的城市群，将会在中国未来的创新协调开放发展过程中起核心作用。没有区域经济龙头的推动，整体经济不可能出现突破，所以区域经济很重要。

国际竞争实际上是各个国家区域之间的竞争，是大都市、城市群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一些城市群能成为世界型创新中心，那这些城市群就能引领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发展。中国过去是发展产业，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发展重化工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加工产业；然后又发展高科技产业。我们的产业经济发展很成功，但是现在不能光靠产业，还要会经营区域。区域经济把产业包括了进来，是真正的发展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