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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

三、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1.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建议》的一大特点就是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在面对国际上的一些高科技“脱钩”的复杂环境时,我们必须要能够自主创新、自力更生,在关键核心技术上进行攻关,坚持自强自立与开放合作相结合。

对此,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做好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等多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和重要措施。其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排在第一位的,“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则是确保我国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同时,要做到“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是很不容易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绿色发展、发展新能源,也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创新驱动发展的水平。

2.科技创新“四个面向”

关于科技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科技创新的“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嫦娥五号的成功返回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方面的杰出成绩;面向经济主战场指的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

3.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对于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攻关“卡脖子”核心技术;强化国家战略技术力量,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等等。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实验室已挂牌4家,重大科技实验设施落地5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落地500多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落地133个,国家工程实验室落地2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落地1540家。在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方面,我国已从曾经的30名、20名提高到了14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验经费方面的投入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019年达到21737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2.19%,位居全球第二。

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我们要使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一是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如在贯彻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设了众多大学、学院;二是要坚持人才强国战略,如在留学生归国发展方面逆转了曾经的人才输送形势,为人才发展落地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即: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

(二)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建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1.网络强国与产业链现代化

所谓网络强国,就是要求我们在网络化、数字化建设方面做到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好。现在,我们已经在移动支付、大数据、数字网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健康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建设取得一定的进展,“扫码”“刷脸”等支付手段在公共交通、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可以说,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正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基础,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前提。

现代化的产业链,应该说是一条从原材料到生产、营销,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完整链条,包括厂商、购物平台、快递物流等方方面面,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掉链子”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网上购物已经深入千家万户,多家网上购物平台的用户数以亿计。由此可见,这是多么巨大的市场,这也要求我们必须保证产业链自主自控,以确保消费发挥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可以说,相较于10年前,“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小到电子文件与网络会议的普及,大到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发展、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的建设。

2.在产业转移中转型升级发展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来看,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五次产业转移的中心。第一次产业转移是从英国到美国的转移,第二次是从美国到日本、德国的转移,第三次是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的转移,第四次是从美国、欧洲、日本、“亚洲四小龙”到中国大陆的转移,现在的第五次是从中国大陆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的转移。所以,中国是这一次产业转移的输出国,整体上面临着高端回归发达国家、低端转向5000万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复杂形势以及产品利润率低的难题。其具体表现为:虽然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连续10年位居第一,但2019年的利润率占全球比重只有2.59%,同时人口、环境等方面的红利基本已释放完毕。由此可见,我们将面临的产业转移现象是极其明显的,如果不转型升级就很可能会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人口红利方面,我们的相较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具体表现为占大多数的农民工年龄呈持续增长的趋势。2010年,我国21-30岁农民工的占比为35.9%,是比重最高的;到2019年,最高比重已经变为31-40岁的,占比为25.5%,同时41-50岁的占比为24.8%,50岁以上的占比仍有24.6%,农民工平均年龄是40.8岁。相较而言,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而别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人员年龄还很年轻,如印度、越南的工人平均年龄为28岁,这对我国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此外,面对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的农民工普遍的学历情况也不足以应对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新材料工业、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的要求,如2019年数据显示,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占比最高的是初中文化水平(56%)。与此同时,我们还伴随着生育率降低、老龄化日益严重等多方面的人口难题。

可以说,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要从“中国制造”发展为“中国创造”的这条路是比较艰难的。但是,从世界制造业梯队来看,我们要从第三方阵(中、印等新兴国家)追赶至第二方阵(日本、德国)、第一方阵(美国)的任务又是紧迫的,距离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时间只有30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责任编辑:王瑱校对:马中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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