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学党史】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2）

二、李大钊的建党思想

李大钊的建党思路直接源于他的政党观，其核心内容是“中心势力”论和“大团体”思想。这与李大钊的组织构想有着直接关联。1921年3月，李大钊在他唯一一篇分析“党的建设”的文章——《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明确表示：我们未来要建立的“大团体”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团体”，它必须是“强固精密”的组织，它将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

李大钊回顾了世界政党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党之发达，则人类组织能力之进步，又极可惊”；“至于欧美社会方面，只要有两人以上的公同行动，就成一个团体的组织”；“都称之为Party。他们团体生活之习惯，几若出自天性，由小扩大，所以议会、政党，亦都行之若素”；“所有社会事业才能这样发达”；“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是可骇”。

对比之下，李大钊感到中国的落后：“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正多”。

李大钊的这一“大团体”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国共合作，衍生出打破党派界限、超越政党利益、弥合政治分歧的政治合作思路，体现出理性的政治智慧。

第一次国共合作不是偶然的，当时从表面上看国共两党需要合作完成北伐，实际上则是要通过合作来改造国民党，振兴整个国民革命。在孙中山看来，当时的国民党如同一个“就要死的人”，“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一直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在其《建国方略》中力倡“心理建设”，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国民党党员“信仰不笃”。他认为：“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据此，他集中分析和批判了所谓的“知易行难”说。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孙中山是把解决认识论问题作为立党、建国的首要问题提出来的，其意义非同寻常。“心理建设”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核心切中了国民党的问题要害所在。因此，以“心理建设”为基础，孙中山力图从根本上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国民革命的真正先锋。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说，“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虽是寥寥数语，但却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政党的兴衰与国家的兴亡。他们都希望通过改造国民党来救中国，这是时代的主题。

1923年，对李大钊来说是格外繁忙的一年。这年1月，他的次子出生，李大钊给他起名“光华”，他视国民党的改造与共产党的成立同为振兴中华的国民革命伟业，内心充满着希望。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指定廖仲恺、李大钊等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请孙伯兰密电李大钊来沪会商改组工作。11月25日，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表示“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于此”。1923年，李大钊抵沪就达12次之多，平均每月一次，一面推进国共合作，一面还进行专题学术演讲。

1923年4月，李大钊在《向导》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从理论上丰富了孙中山的建党学说，也完善了自己的建党思路。与《建国方略》相联系，李大钊继续反思国民党的根本弱点。他指出，对国民党来说，“‘推倒满州’是一个早熟的果实，反以延缓了国民运动的发育。自从第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受了北洋军阀重大的打击，一般懦弱的国民，不敢去参加国民党，国民党亦因此自懦，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显然，启蒙民众是未来国民党的中心工作。他接着写道，“今日的国民党，应当挺身而出，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挂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集合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因为“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因此，“要使国民党普遍于全中国，不要使国民党自画于广东；要使全中国为国民党所捉住，不要使国民党为广东所捉住；要使国民党成功一个全国民的国民党，不要听从他仅仅成功一个广东和海外华侨的国民党”。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李大钊的建党思路，特别是他特有的“大团体”思想又随着中国政治情势的变化有了新发展，即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演变为国民革命，政党的主体亦从共产党变成国民党。李大钊寄希望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最广泛地团结全体国民，成为全国的中心势力，担当起国民革命的重任。这鲜明体现中国革命分两步来进行的特点，是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雏形。应该说，这也是李大钊与孙中山共同思考的理论成果。

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李大钊更加感到国民党存在的重要性，他希望在“中山主义”的影响下，国民党“实具有中心位置”，“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他预言，“中山主义所指导的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