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学党史】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4）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但严格说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并不是一篇严谨的学术理论文章，而是李大钊授课的讲义，根据北京大学本科经济学系三年级（1921级）学生邵纯熙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

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课程中，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的道路做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预见。他指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所有的物色亦岂可忽略”。他又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之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向的展望，对各国社会主义“特色”和“异点”的强调，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认知理路，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探索，“求其适合者行之”，自然就会探寻出具有各国、各民族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李大钊相信：“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发生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要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必须经过三阶段，即政权的夺取、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同时，他也认为，“至若实现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谓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有谓渐渐进行改革达到目的，用平和手段者”。他明确承认，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英国带有平和性质，缺乏革命之性质。然在现代阶级斗争时代，想以平和手段，将生产完全归其管理，实属不易。

在与胡适讨论社会主义的同时，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六卷五号、六号分两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思辨”的文章中，他在中国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他力主以唯物史观和认识论为导引，探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尝试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富思辨价值和实在意义的《资本论》上。

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他有什么研究”。“大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有系统的研究一下”。

2.组织活动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与北京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亦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建立的时间几乎相同，只是各自使命不同，但都被李大钊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实践。1920年9月至11月间，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不久，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建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4月建立，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7月建立。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政治现象，社会主义青年团早于共产党成立，因为当时李大钊的发展重点就是希望让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快地在北方地区建立起来。

北京早期党组织及其革命活动的实践，作为一个建党时期的地方个案，证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并未完全依循苏俄的模式。他们从中国北方的实际出发，根据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调整思路，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革命方略，努力实现自主建党。这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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