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学党史】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3）

三、李大钊的革命实践

李大钊领导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地之一、中国革命的摇篮。

1.实践中的思考和重要的理论活动

李大钊和他领导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实践中的思考和重要的理论活动，其中心就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五四”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李大钊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然而，他的认知理路却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不同。一方面，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从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讨论中得到思想启示，更加重视从学理上对社会主义做深入的理论探究，更加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方式。他们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影响至深且远，大大超出了学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发生在新式期刊《每周评论》上。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

李大钊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并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这里的“准备活动”自然就包括了有组织、有目的的各种实践活动。

“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关键所在是认识论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当如何正确地认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怎样使主义、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大钊与胡适共同开辟了如何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境界，他们向中国共产党人尖锐地提出了必须直面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既然问题如此复杂深奥，既然连安福派势力都可以利用“民生主义研究会”，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欺世盗名、混淆视听，而此时的《每周评论》却又被军阀政府查封，这就迫切需要将对社会主义的理性探究坚持下去。在李大钊看来，最佳的选择就是在北京大学建立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团体，加强对社会主义的学理、历史的翻译和研究。于是，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便应运而生。从《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启事中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2月2日，李大钊的名字列于8位发起人之首，足见李大钊对这个研究团体的重视程度。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创建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论战”有直接的关系。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从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并没有参与因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所引发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张东荪、梁启超等进行的社会主义“论战”。他只是通过一篇短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及对罗素的观点被曲解感到不满，而后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深入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去。事实上，当时的“论战”与实际的理论研究不仅无补，反而有害。“论战”双方各守己见，在论争中已游离了主题，争论的焦点并不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凸显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手段上革命与改良的根本对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大钊认为，尽管“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必须要进行学理上的探究。就在李大钊请罗素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的1921年1月底，他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绝非易事，所以必须要做认真的研究。“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因此，北京大学相继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者在启事中申明，这是一个研究马克思学说，“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前者的宗旨则说得很明白，“集合有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正如“启事”所述，两个研究会对参加者的要求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研究会要求入会者“有研究能力”，可以“互助的来研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提出，“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前者专门限定北大教师同学，后者则不限，京内、京外均可。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决定编译了“社会主义丛书”，并且在成立后的第一个国际讲座就是“邀请罗素博士作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可见，李大钊主张的理论翻译充满包容性，并不十分介意被时人视为对立的社会主义观，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等。恰恰相反，他要通过翻译不断丰富学理，并努力把这些有争议的理论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

作为社会主义研究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际的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扩大社会主义的理论影响。从1920年9月始，李大钊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学系本科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课程。我们可以从《北京大学日刊》发现李大钊授课的线索。该刊于1924年1月5日刊出学校“注册部”《布告》，说明：“李大钊先生因事出京，其所授政治、经济两系之《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暂时请假，回校后再行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