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今世惟此苦吟才

辛丰年:今世惟此苦吟才

2005年的辛丰年先生

辛丰年 原名严格,江苏南通人。1923年生,2013年3月26日去世,享年91岁。他虽只有初中学历,却能通读俄文,精于英文。他是1945年参军的老干部,53岁主动提前退休,63岁开始学钢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等十余种作品。 

辛丰年先生走了。

有人将此视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读书》杂志为代表的优美文风的一个告别式。我则并不那么悲观。我以为,一种优美文风,正如潮之起落,月之圆缺,不可能总是圆满,却也不容易真的消逝。到一定时候,它又会重现光华。中外历史上,有“古文运动”,有“文艺复兴”,这都是借过去时代之文、之艺,推动今日文学、艺术、思想之变革,而同时,也意味着早已湮没的文风的重现。

1. 专家之上的文人

长年避居南通一隅,一向少与外界交往的辛丰年先生,会被那么多读书人所关注、所仰慕,确与《读书》杂志有关。

1987年1月,三联书店推出辛丰年先生第一本书:《乐迷闲话》,副题为“欧洲古典乐坛侧影”。此书小小巧巧,十万余字,内分十章,含闲话钢琴、闲话小提琴、闲话唱片音乐文化、闲话乐谱等等。这是很好读的书,叙述清浅生动,充满西方音乐故事。此书印数不低,初版印了一万册,当时一般图书印数早已急转直下。严格地说,这是一位大文化人听乐和读书的笔记,它的正确身份,应属“书话”(作者在前言中告白:这是他研读三种音乐百科全书式英文著述的随记)。当时多看成一般的普及音乐知识的书,未引起特别关注。

真正让人注意这位作者奇特价值的,是他从1989年7月起在《读书》开设的专栏:门外读乐。虽说“门外”,但一下笔,就显得十分专业,而且中西兼通,娓娓而谈,跌宕有致,兴味盎然。第一篇《读曲听心声》,说自己是西乐迷,但在小小的藏书中可以找出三本《梅庵琴谱》,第一本印于六十年前,第二本是1958年重印本,第三本是近年出版的;此外,在“文革”劫灰中还损失了两本,所以,这一琴谱他共有过五本。这开头十分抓人。随后写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他二十多岁,原本是乐盲,忽然发现了西洋音乐的美好天地,又被古琴所吸引。他不信“古琴最难学”,也不信“梅庵”天书难解,就凭着王光祈一本《翻译琴谱之研究》,硬把书中一些小品翻译成五线谱,并借来一张“声如木石”的旧琴,开始自弹自赏。这以后没再接触古琴,主要兴趣也在西方古典乐,可每逢爱乐知己,总要怂恿人家听琴,因为他发现:不听古琴,就不会相信世上还有西方管弦乐所不可取代的奇妙乐器。接着写了他听《平沙落雁》和《潇湘水云》的亲身感受,尤其是后者,写得惊心动魄,结合了他在上海“孤岛”时期观史剧《正气歌》的体验,点出了音乐中的巨大内涵。他的文章是真正的美文,通篇是有情的叙述,几乎找不到抽象的概念,但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只不过如盐之在水,自然消融于骨子里了。他说,听乐而能引起“共振”,正如读画能感受到“湿闷空气”或“觉有暗香袭来”,这心理效应可以得到解释,并不玄虚。古乐产生于历史,“历史感犹如电击”,这是“乐中之史”,是它能打动人的深层原因。作者在这第一篇专栏文中写下的话,透露了他一生思考的大问题,这在他晚年又有重要发挥,可惜未能做成更大的文章。后文对古琴曲的逸佚与琴师的“手传心授”,以及古琴的生产制造以至“壮胆革新”,也谈了很内行的意见(他认为古琴上弦是麻烦事,似可改弦更法),这些意见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下面这段文字,在他笔下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之所以说琴有特殊功能,别的乐器不能及,根据在于:它虽然靠弹拨来发音,却能在不设品、柱的指板上通过移指、滑指的办法来变动其音高,从而取得完美的“圆滑奏”(legato)效果(但又不像“单弦拉戏”之类的单纯模拟唱腔与语调),向歌吟之声靠拢,有利于发挥歌唱性。再加上它能运用“散、实、泛”音不乏音响的对比与衔接,变幻其音色与浓淡。而“吟、猱、绰、注”等多种指法的应用,既强化了歌唱性,又形成了特殊韵味。初听古琴,会觉得它的音响并无耀眼的光彩(竖琴则相反);熟听,便像水墨画的“墨分五彩”,色调复杂微妙。种种特色,综合成了古琴的语言……

这种文字,没有大量听乐感受不行,没有对琴的亲手操作,没有对音乐原理的深入了解,也不可能写出。后文还有更精彩、更意想不到的内容。他在说尽古琴的好处后,忽又提到对“骸骨迷恋”的警觉:古乐虽好,毕竟只是“单音音乐”,中乐自古就是“旋律单线条的平面织锦,不曾演进为多声的和声复调”。这真是点到了民乐的要害!当然能说出这一点的专家必定很多,他的可贵和独特处,是从往昔大量的阅读中找出了既易见又稀缺的材料。其一是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有《绍兴琴派》一文,谈到“四人共弹”时得意非凡,作者认为这恰是古人见识僻陋之处:“哪怕百人百琴如出一手,又如何?齐奏而已,无非放大了音量。”其二是清人刘鹗的《老残游记》,其中有老残之弟夜访黄龙子一节,从无人道及,写的却是一场“室内乐”,此乃“多声合奏而非齐奏”,作者认为,“在中国写乐的文字里,怕还是头一次哩”。读到这里,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满足:我们读出了作者之博之杂,又读出了他的深和专;文字是那样优美雅致,表面不涉理路,其实有深刻的思考在层层推进,全文仍以见识取胜;读来情感起伏,多有所获,却又思路大开,遐想不止。读谁的文章能有这样的满足感?我想到的第一人,就是知堂。但知堂散文有时过涩,门槛更高,排斥了许多初遇的不适者,辛丰年的文字更显平白温润,更具亲和力。

第二篇专栏文是两个月以后,发在1989年第9期《读书》上的《如是我闻贝多芬》,从四十多年前自己初听《月光曲》展开全文。他在“文革”中被发配充军时,还斗胆夹带了两本交响乐的钢琴谱,以及一部俄文版“贝传”(作者是曾任法国总理的赫里欧)。从这样的传奇经历写到长期“听贝”、“读贝”的感想和思考,此文同样引人入胜。第三篇《一花一世界》,发表于同年12月号,写一组迷人的音乐小品,其中有《回想》,有《少女的祈祷》,有舒伯特《音乐的瞬间》、贝多芬《致爱丽丝》、门德尔松《春之歌》、圣桑《天鹅》……文章和这些小品一样可爱。到这时,辛丰年当真抓住了大批有心的读者。

人们这才由这个陌生的名字,由这个神秘的作者,反观他前几年出版的那本《乐迷闲话》,也才发现了它和普通的音乐知识普及读物的不同。

是的,那时出了不少谈音乐的书,除音乐圈内的专业书外,还有两种较受欢迎:一是音乐专家写的普及书,比如像钱仁康教授介绍交响乐的小册子;二是作家写的谈音乐文章的合集。对后一种,音乐圈内是不予置评的,也就是说,与之严格划清界限。可是,我就亲耳听到过钢琴家赵晓生和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对辛丰年先生文章、著作的盛赞,前辈音乐专家吴祖强还曾为他的集子写序。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看得出这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文章;然而它们不同于音乐专家所写的,它们谈音乐,也谈音乐以外的种种,将音乐与整个人类文化联系了起来。中国本来有着悠久的文人传统,进入现代社会后,专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五四”后那些大知识分子,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钱钟书等,既是专家又是大文化人,是“专家之上的文人”。他们的存在,对保持一个时代的高尚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杂志周围那批优秀作者,如吕叔湘、费孝通、张中行、金克木、舒芜、黄裳等,无一不是专家之上的文人——辛丰年也是其一。后来《读书》改弦更张,有一段时间努力突出“社会科学”,强调“专家化”,让年轻一代“专家”挤走“文人”,致使销路渐跌,刊物也没以前好看了,直到十年后才发现缺失并再作变更。其中如有失误,也就是看差了一点:专家之上的文人,事实上高于专家——那是须专家们修炼多年才可能(不是都能)达到的境界!

责任编辑:王妗校对:董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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