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今世惟此苦吟才（2）

2. 奇特经历，低调为人

在人们只知辛丰年之文而不知其人时，在复旦大学发生过一件趣事。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听说在读博士生严锋的父亲从南通来，住在校内，这位老人很懂音乐。吴正愁找不到行家给自己的研究生谈谈音乐，就让严锋去请他父亲讲课。不料两天后严锋来报，其父不善交际，怕见生人，已逃回南通去了。到这时，吴教授才知这位老人就是辛丰年。他也因《读书》而迷上了辛丰年的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过辛丰年的书。不久后，吴教授由严锋陪同，专程到南通拜访了辛丰年，写出了《市嚣声中听雅乐》，发表在《文学报》。人们对辛丰年的了解，最早就是通过吴中杰文章和严锋的《辛丰年其人》（又题作《我的父亲辛丰年》，曾作为《辛丰年音乐笔记》代序），以及《读书》编辑赵丽雅（即扬之水）以于飞笔名发在1994年第9期《读书》上的《辛丰年和Symphony》。

辛丰年本名严格，这一笔名取自英语单词交响乐（symphony）的音译。据严锋说，辛丰年的父亲是个小军阀，曾把大军阀孙传芳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做过孙的混成旅旅长、上海戒严司令和淞沪警备司令。后来下野，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做寓公。辛丰年和他哥哥小时候的家庭教师中，就有后来的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对于上一代，辛丰年有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1945年4月，他从上海乘小船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他先做文化教员，后又到文工团工作。他是个老而不大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行政级别制时，就一劳永逸地被定为十五级。几乎所有的老战友都说他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对理想和事业也无限热忱。然而在“文革”中，因为说了几句关于林彪集团的话，便被打倒，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在砖瓦厂接受监督劳动。到了晚上，他就读鲁迅和《英语学习》等书。看书累了，就拿出小提琴拉几段，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林彪倒台后，得以平反，复员改转业。本可官复原职，但53岁的他提出提前退休，他要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这损失就是时间，自己的时间！退休手续办完，他拿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全买回来。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连吃饭时间他都在看书。还有就是听音乐。先是听韩国短波台的古典音乐，以后买了盘式录音机，又买了夏普四喇叭“立体声”，接着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古典音乐。到1994年，有了CD唱机。因许多唱片买不起，他买了大量乐谱。读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那是在自己头脑中；当然最好能用乐器摆弄一番。1986年他买来一台钢琴，63岁的他开始学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他学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增进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也就是在读书、听乐和练琴时，他开始酝酿一篇篇“门外读乐”的美文。

关于他的读书，有一点不得不说。他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一切靠自学。他能通读俄文，精于英文。就在办好退休后，有朋友从远方寄来一部厚达1187页的原版《牛津乐友》（这就是《乐迷闲话》前言中提到的《牛津音乐指南》），书是从图书馆借的，限期归还。他一看真是好书，便如饥似渴边读边抄（那时还没条件复印）。因写中文比写英文快，他就读英文，写中文，就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部厚书完整摘译了一遍，从而大大提高了阅读和翻译的水平。据杨燕迪说，辛丰年还曾借了保罗·亨利·朗的英文原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全本复印（复印件重达十几公斤），细细研读。此书后由杨燕迪等译成中文，有120万字。这位低调的老人，在南通尽其可能寻找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和书，用自学的英语读、抄、译……并将其中最好的内容，拌和着自己的艺术体验与生命体验，精心结构，反复推敲，奉献给天南海北从未谋面的同好。所以，他的文章，虽不离乐，却都是广义的“书话”。这也就是他《乐迷闲话》《如是我闻》《钢琴文化300年》《辛丰年音乐笔记》《不朽的人与乐》《处处有音乐》等等著作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