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意识与汉代的德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中，汉朝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承袭秦制，而且将战国以来的各个地域文明融为一体，实现了长治久安。更为重要的是，汉朝创建者起自民间，亲历秦朝因不恤民力二世而亡的历史，因而较为重视民心，在刑罚、赋役、教化等领域推行德治政策。可以说，对待天下民心的态度不同是汉朝与秦朝施政精神的最重要差别。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天下）义莫明于西汉，至东汉则稍以湮晦矣。”吕先生明确将天下之义的彰显视作两汉尤其是西汉的重要时代特点。

天下意识与西汉王朝的道义基础

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一统天下后，曾向其父问起：“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汉高祖的意识中，天下只是皇帝的产业，故而向曾经轻视自己的父亲炫耀起所拥有的天子之产。汉高祖的言论发表于象征最高权力的未央前殿，并得到群臣大笑、皆呼万岁的回应，可见汉初统治阶层对天下的产业性有着共通的理解。在汉初的语境中，天下除了产业的意涵外，还具有人的涵义。在总结汉高祖成功的原因时，高起、王陵说：“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此处的“与天下同利”，原本特指刘邦与功臣共享天下产业，但引申出来一个普遍原则：天下在词义上指称所有人，作为产业的天下由天下人共享。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天下民心成为汉朝统治阶层施政所须首要考虑的问题。

以天下民心为依据来处理危机，汉初的典型事例是汉高祖与吕后之间持续数年的政治纷争。汉高祖因宠爱戚夫人而欲改立赵王如意为嗣。叔孙通表达了反对意见，理由是：“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史记·叔孙通列传》）叔孙通曾供职于秦二世朝廷，又在汉初礼制建设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的这段陈述以“天下皆闻之”为据，认为决策当基于广泛的民意。当时的朝廷大臣大致分为两类人，一类如叔孙通主动参与政治纷争，另一类则选择置身事外。被汉高祖称为“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的张良，便是后一类的代表人物。当吕后前来问计时，张良的回答是：“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史记·留侯世家》）张良也提出了天下原则，与叔孙通重视“天下”对政治的参与不同，张良着眼于政治决策的后果，认为衡量决策的标准是“天下安定”。

汉初政治纷争的尘埃落定，其实源自第三种天下叙述的出现。面对叔孙通的进谏，汉高祖表面上听从，但内心仍固执己见。转机的出现缘于张良的介入。在吕后的问计下，张良策划请来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人。此四人皆八十余岁，认为汉高祖慢侮人而不愿为汉臣，故逃匿山中。尽管如此，汉高祖仍然将四人看作是高士。汉十二年，汉惠帝陪同汉高祖宴饮，东园公等四人侍从，汉高祖见到他们须眉晧白、衣冠甚伟，问明姓名而大惊。四人亦向汉高祖称汉惠帝“为人仁孝，恭敬爱士”，还说“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其死。东园公等不仅将“仁孝”置于天下民心的层面予以阐释，而且认为民心会转化为天下人的行动力。汉高祖意识到朝廷之事看似并非百姓切身之事，但却会影响百姓看待朝廷的态度，这种态度将会决定王朝的盛衰。汉高祖由此改变了想法，他指着四人离去的身影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史记·留侯世家》）汉高祖从天下事的角度考虑社会的拥护度及社会势力的结成，这一思考维度显然与秦始皇、秦二世有着明显的不同，或当源自秦末的政治体验，他本人便是反抗秦政的社会领袖之一。汉高祖不仅需要考虑统治集团的态度，同时还要考虑其他社会群体的态度。汉高祖对天下民心的重视，为汉朝德治政策的出台奠定了重要的观念基础。

天下民心与德治精神的确立

从汉高祖的行事可见“天下民心”在汉朝政治舞台上起着规范性作用，“天下安定”成为政治决策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汉高祖的这些观念或许只是不自觉的，但是却为后世树立了敬畏民心的典范。如果从民心的角度来说，对汉初人物的拥戴主要依据其个人素养与能力。

汉惠帝崩于吕后执政时期。待吕后去世后，周勃等人发动政变诛灭吕氏，皇位由此空缺，这是皇帝制度建立后的首例继承危机。长安城的大臣们讨论齐王、淮南王与代王的优劣。齐王之父为汉高祖长子，一开始被大臣们视作首选，但齐王母家驷钧为恶人，吕氏执政的教训犹在眼前，故而大臣们以“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为由淘汰了齐王。淮南王年少，母家又恶，也不在考虑之列。最后大臣们选立代王（即汉文帝），理由是：“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史记·吕太后本纪》）

大臣们对于皇位继承资格的讨论，仍以“仁孝闻于天下”为最终依据。尽管当日政权由长安城的大臣们掌控，但他们仍须以“天下”的名义考虑王朝的未来。当代王得知自己将被迎立之时，态度十分消极，不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后来改变主意，主要缘于宋昌的劝谏：“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史记·孝文本纪》）宋昌认为代王被迎立的根据是“贤圣仁孝，闻于天下”。这一判断与长安城的大臣们相同。在汉初的危机处理中，天下民心再一次成为关键因素。

正因汉文帝即位的基础是“天下之心”，故其不愿以私天下的观念来执政，他说：“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不能“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史记·孝文本纪》）。汉文帝认为选拔人物，须将“贤有德”的标准置于血缘亲疏关系之前。在汉文帝的观念中，天下民心重于父子相继的权力继承原则。在汉文帝一朝，“纯厚慈仁”成为有司进谏的价值依据。在施政上，汉文帝以节俭著称。他曾经想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计算，需要百金的费用，汉文帝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停止了修建计划。汉文帝常穿着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为自己修建陵墓均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也不治坟。司马迁认为汉文帝的这些举措旨在“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即以敦朴为天下人的表率。汉文帝在临死前颁布遗诏，拒绝厚葬重服，认为厚葬重服是“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史记·孝文本纪》）可见顺应天下民心是汉文帝执政的重要理念，为其德治精神之所由来。

天下意识的理论化与德治精神的社会实践化

天下民心的重要性在西汉的几次危机处理中均得以展现。在西汉的观念中，统治合法性不光来源于统治集团的内部认同，而且源于统治者“仁孝”“纯厚慈仁”的德性。这种德性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中，还须得到天下民心的验证。当叔孙通说“仁孝，天下皆闻之”，汉高祖不为这些言辞所动，但当商山四皓言“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其死时，汉高祖便意识到汉惠帝已经为天下所接受，故须认真对待。

汉高祖的态度充分证明了天下民心的重要性。吕思勉先生认为“汉高不学之人，非知儒家之义者也”，又言汉文帝“虽为虚辞，然天下非人君私有之义，固明白言之矣”。西汉初期的“天下”之义其实是当日社会的朴素共识。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主导了社会舆论。在其缘饰下，天下意识进一步被理论化。汉成帝时，谷永上书说：“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汉书·谷永传》）

谷永提出了天下所有者与治理者之别，认为王者、诸侯的功能主要是治理天下，而非宰制天下。这一看法从理论上重新界定了“天下”。汉惠帝、汉文帝虽然均得天下民心的支持，但这主要因其个人素养与能力出众。谷永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政治职位均是制度性的存在，制度设计本身须体现天下人的意愿。谷永的言论反映了儒家对天下意识的理论化。如果从社会政治层面考察，这些观念的出现其实是汉武帝改制后儒家士人跻身统治阶层并控制话语权的结果。

在西汉晚期的社会氛围中，建立东汉的统治集团大都接受过儒学教育，他们接受德治主张更为自觉。光武帝刘秀言及其治世理念：“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所谓“柔道”，便是指在顺应民心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光武帝的这一认识与他少时往长安受《尚书》、通大义的经历密不可分。相对于西汉，吕思勉认为天下之义“至东汉则稍以湮晦矣”，这其实是因为东汉朝野已经形成了有关天下之义、德治精神的共识，无须再行讨论。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杨终建议汉章帝学习汉宣帝石渠阁会议以定经义。汉章帝接受建议，召集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齐集白虎观，一连数月讨论五经异同。白虎观会议与石渠阁会议不同，主要目的不在于评议具体经文，而在于建构一个适合政治需要的经学思想体系。班固根据会议记录撰写了《白虎通》。《白虎通》揉合了各家观点，却文字简练，体现了会通天人的追求。由汉章帝钦定的《白虎通》成为东汉一代的学术法典，侯外庐称之为“国宪”。由此，东汉朝野关注的重点转向对忠孝仁义等德目的阐释与践行。

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说：“东京之学不为放言高论，谨固之风起而恢宏之致衰，士趋于笃行而减于精思理想，党锢君子之行，斯其著者，而说经之家固其次也。”在东汉士大夫的道义笃行中，天下为其终极关怀所在。显名于桓灵之际的陈蕃以“扫除天下”为志，岑晊有“董正天下之志”，范滂存“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党锢列传》说在他们的激励之下，“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名士以天下为其声誉范围，天下之士亦感应而随之。这表明天下意识不再仅仅是一种自发的集体意识，而已经成为蕴含着社会动员能力的道德意识。后世的德治精神及其实践正是以这一天下意识为其观念基础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②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③蒙文通：《论经学三篇》，《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

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⑤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⑥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⑦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⑧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