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构建新发展格局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十四五”期间的重大战略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处理好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坚持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双循环”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为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制度保障。 

一、中国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大变局之“变”,世界经济发生了许多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与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这些外部环境变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和条件看,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中各国之间、各国内部经济利益的非均衡性,诱发了单边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国家(地区)间矛盾上升;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强烈的外生性冲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轨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会出现许多趋势性变化。这其中有些问题只是短期变化,而有些问题属于中长期变化。

(一)国际上短期条件的变化

1.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只是短期变化,不可能成为长期趋势

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的战略,借口国际经贸规则对美国不利,一些国家长期采取不公平贸易的方式占美国的便宜,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谋求改变国际经贸规则。但是,美国的主张并不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美国认识到在多边体制下谋求改变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张难以实现,便选择抛弃多边经贸体制,走上单边主义的道路,退出多个多边组织,并且与世界多国发生贸易摩擦,并把中美贸易摩擦拓展到科技、投资、金融、地缘政治等多领域,致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遭遇寒冬。

经济全球化逆流属于短期变化,不构成长期趋势,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全球化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始终在波折中曲折前行。20世纪发生了多次贸易战,但最终双方都选择了合作的道路。二是经济全球化代表着国际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内容,分工产生贸易;国际分工是国际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内容,国际分工催动国际贸易发展,贸易全球化到来,继而出现生产和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应经济全球化要求诞生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逆流阻碍全球化的发展,从而阻碍国际生产力的进步,国际分工和国际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冲破逆全球化的思维和政策,为自身发展创造出适宜的制度环境。三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互联网的建立,数字技术发展催生数字经济,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技术基础。依托信息技术和全球互联网,建立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体系,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得以大幅度提升,提升了世界总体福利水平。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规模效益递增、边际成本递减的特点,要求各国建立开放的世界大市场。

既然经济全球化逆流只是经济全球化的插曲,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短期现象和暂时波折,中国就不能因此改变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更不能因此选择走上封闭的道路。

2.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态势终结,短期步入低迷期

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洗礼后,2010年世界经济出现明显的回升势头。在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里,全球GDP总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在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美国等一些国家积累起越来越高的杠杆率和资产泡沫,形成庞大的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企业负债,面临较高的经济风险。新冠肺炎疫情使本已存在的经济风险爆裂,避险资金大量撤离高风险区域,加剧世界经济动荡,打乱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节奏,使全球经济增长态势终结。新冠肺炎疫情不会长期持续下去,随着新冠肺炎疫苗陆续接种,新冠肺炎疫情将会得到有效控制,各国经济修复和重建将迅速展开。中国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经济逐渐回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纷纷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将大幅反弹。

有些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受到冲击,由此带来的危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经济危机。这种看法也站不住脚,试问有哪次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不是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出现问题的?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供给过剩的危机,危机爆发表现为大量企业倒闭破产,虚拟资产价格下挫,工人失业,消费和投资需求萎缩,经济低迷。而政府干预一方面蕴含着财政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使经济周期的低谷与峰顶收敛,经济恢复的周期拉长。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经济国家实施政府干预措施后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特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世界经济剧烈下行,疫情期间政府救助措施消耗了过多的财政、金融资源,经济恢复期会延长,但疫情过后必然迎来经济复苏,经济低迷不会成为长期现象。

202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3.3%,衰退程度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同时,报告还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提速,经济增长将达6%,但各国经济复苏进展不一且存在明显分化,中国经济复苏领先全球,经济增长将达8.4%。并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4.4%。

总之,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冲击,加速终结了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全球经济下行过程中,随着疫情的逐渐好转,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短暂反弹,之后放缓,全球经济波动幅度将会增大,持续稳定较高的增长恐难实现。

(二)国际上中长期条件的变化

1.全球供应链遭受重创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供应链出现裂痕。一些国家限制医疗卫生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出口,以保障国内需求,向本国企业施压,要求把制药、防疫用品生产企业迁回国内,甚至谋求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回流,把供应链转移到本土,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尽管有志之士呼吁加强全球供应链的国际合作,但疫情蔓延引发的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为名调整供应链、建立本土供应链体系倾向,将加速全球供应链收缩,打击生产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加剧中间品贸易和加工贸易萎缩。进出口形势趋于严峻,加工贸易将明显收缩,吸收外资和稳定外资的难度加大。

2.利己主义抬头,高标准经贸规则遇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一些国家实行的单边主义,已经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构成威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人类共同面对的公共卫生危机,原本需要各国团结协作、联合抗疫,强化各国间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抵御经济下行风险,但却出现一些国家以邻为壑、推脱责任、指责他国的非理性行为,排外情绪、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思维开始抬头。单边的利己主义与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冲突,将成为未来困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突出矛盾。

在疫情发生之前,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缺陷就已暴露无遗。比如,不能有效解决世界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偏低以及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发展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各国之间以及国内不同阶层之间经济利益分配不均衡;一国经济金融风险向世界传递加剧世界经济动荡,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呼声日隆。但是,疫情中出现利己主义的非理性思维和行为,会进一步割裂、分化各国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这时,建立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体系就更难取得国际共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阻碍和难度就会不断加大。

3.以市场为本和以人为本之争白热化,制度竞争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负的外部性,疫情扩散威胁社会公众生命安全,而防疫类似提供公共产品,具有正的外部性。防疫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防疫问题,不能控制疫情蔓延。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主导防疫,不可或缺。那些崇尚自由市场、动员和调动社会资源能力弱的国家,防疫行动缓慢,疫情快速蔓延,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相反,崇尚以人为本、政府调动资源及组织协调社会行动能力强的国家,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协同社会行动,更快建立起政府主导的防疫体系,保护公众生命安全。在应对严重的疫情时,以人为本的防疫安排显然优于市场为本的制度体系,以行政强制手段推动防疫抗疫,弥补市场失灵,也会冲击市场机制的运行,带来次生经济危害。这激发人们思考到底该建立以人为本的制度,还是尊崇自由市场的理念和价值观,未来的制度竞争将更加激烈。

4.数字经济凸显优势,产业变革面临新机遇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以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等为载体的数字经济初露端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传统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而数字经济发展良好,在疫情防控、物资调配、民生保障等方面大显身手,视频会议、网上办公、空中课堂、远程医疗、智能服务、电子商务等迅猛增长。这昭示着未来数字经济将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各行业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步伐将大大加快,数字经济将引领产业变革的方向,能够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国家将获得更快发展。

5.中美经贸关系变化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国在经济政策上都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美国也不例外,它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这样使本已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7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2021财年(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3万亿美元。面对难解的债务状况,美国不得不依赖增加对外负债,扩大资本账户的顺差。而为了保持并扩大资本账户顺差,美国必然会扮演扰乱国际秩序的角色,打压竞争对手,比如中国,让寻求安全的避险资金流入美国,以此缓解财政窘境。这就是美国谋求遏制中国发展的背景。当然,美国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就是增加税收。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使财政收支差额减少,赤字率下降,这样债务依赖也会有所降低。但是,加税的结果却不利于投资者获得更高收益,也不利于刺激消费。可见,这对美国宏观经济运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以上就是中国在寻求长期稳定发展过程中要面对的国际环境。当然,经济全球化不会停止前行的脚步,世界各国加强合作的愿望仍旧突出。中国会在全球化过程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会在扩大开放过程中寻求更多与各国合作的机会,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同时也为自身发展赢得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变化

我国国内经济环境和长期的趋势性变化明显,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及达成小康社会愿景,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对文化生活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显著上升。但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离不开对外开放,但又不能主要依赖国际社会和外部供给,主要靠把国内的事情做好,提升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个人收入差距,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

(二)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后,服务业占比超过了GDP总量的50%,服务业的增速超过制造业增速,工业化加速扩张时期结束,国民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成为主要特征。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适宜的制度环境。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堵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才能为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三)比较优势发生变化

依赖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其他生产要素低廉的条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举承接全球制造业外移,广泛参加国际分工合作,在国际竞争中充分发挥成本优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和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消失,劳工成本上升,土地成本、环境资源成本、资金成本等要素成本全面高企,比较优势逐步弱化,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这同样离不开深化改革,打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堵点,形成创新的制度环境。

(四)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变化

在要素成本低廉的时代,中国生产要素投入增加拉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随着要素成本攀升,依赖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倒逼中国必须走上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推动集约式内涵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只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培育创新的制度环境,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三、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面对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重大根本性变化,以及国内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到底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2020年我国GDP增长2.3%,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持续性蔓延,给世界经济带来强烈的负面冲击,而中国经济依然实现了正增长。中国经济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条件下,我国城镇失业率还保持相对稳定,这是超乎想象的。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5%,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在合理预期内。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8%,表明人们对投资品需求相对低迷。国家外汇储备32165亿美元,比2019年末增加1086亿美元。这是中国国家实力增强、国内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比2019年下降3.9%。中国是一个消费大国,消费需求稳定对于中国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了一定下降,相信随着疫情的好转,餐饮、旅游等消费市场会迅速恢复发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7270亿元,比2019年增长2.7%。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下,基本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全年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新设立企业38570家,比上年下降5.7%。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0000亿元,增长6.2%,折1444亿美元,增长4.5%。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7598亿元,折110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0.4%。可以说,作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主体,中国对外投资的相对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避免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货物进出口总额321557亿元,比2019年增长1.9%。其中,出口179326亿元,增长4.0%;进口142231亿元,下降0.7%。服务进出口总额45643亿元,比上年下降15.7%。其中,服务出口19357亿元,下降1.1%;服务进口26286亿元,下降24.0%。

从以上2020年宏观经济指标来看,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们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我国经济运行逐季改善、逐步恢复常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二)我国财政状况

2020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208906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127395亿元、专项债务余额129220亿元,都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余额限额以内。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特殊时期采取特殊举措,将赤字率从2.8%提高至3.6%以上,赤字规模比2019年增加1万亿元,达到3.7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27800亿元,比2019年增加95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9800亿元,比2019年增加500亿元。提高赤字率,一方面明确释放积极信号,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另一方面,积极对冲疫情造成的减收增支影响,增强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力度,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促进经济较快实现恢复增长作出了重要而特殊的贡献。

(三)我国金融状况

2020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7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全年增加19.63万亿元,同比多增2.82万亿元。可见,快速信贷扩张是当前经济稳定的主要工具。

本外币存款余额218.37万亿元,同比增长10.2%。显然,贷款的增长速度比存款要高出2.6个百分点。可以说,通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保持金融稳定,没有因疫情冲击使一些企业资金链断流而加剧金融风险。

(四)我国企业总体效益状况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64516亿元,比上年增长4.1%。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利润14861亿元,比上年下降2.9%;股份制企业45445亿元,增长3.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8234亿元,增长7.0%;私营企业20262亿元,增长3.1%。分门类看,采矿业利润3553亿元,比上年下降31.5%;制造业55795亿元,增长7.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5168亿元,增长4.9%。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3.89元,比上年减少0.11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08%,提高0.20个百分点。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比上年末下降0.3个百分点。全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5%,其中一、二、三、四季度分别为67.3%、74.4%、76.7%、78.0%。

从以上指标来看,我国企业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效益有所提高,其资产负债率也偏高;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于平均水平,而负债率却高于平均水平。应该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略有下降,但它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为稳定社会经济特别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总之,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仍能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相对稳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有喜有忧,但基本好于预期,处于总体健康的状态。各种风险压力增大,但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这是一个难得的成就,也是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信心来源。

四、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目标与政策

(一)2021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2021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主要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二)2021年财政政策

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一方面,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需要,合理安排赤字、债务、支出规模,不急转弯,把握好时度效。另一方面,政策操作上更加精准有效,以更大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完善政策实施机制,切实提升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重点包括:

一是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强化四本预算衔接,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超过25万亿元,增长1.8%,财政支出总规模比2020年增加,重点仍是加大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着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资金需求,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二是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取消港口建设费,将民航发展基金航空公司征收标准再降低20%。

三是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在实际新增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压减本级、调整结构,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83370亿元,比2020年略有增加,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7.8%,增幅明显高于去年。

四是合理确定赤字率。考虑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经济逐步恢复,赤字率按3.2%左右安排,比2020年有所下调,赤字规模为3.57万亿元,比2020年减少1900亿元,其中中央和地方分别为2.75万亿元和8200亿元。这样安排,既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积极取向,又释放出我国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并为今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政策空间。

五是适度减少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新增专项债券安排3.65万亿元,比2020年减少1000亿元。主要是已发行的专项债券规模较大,政策效应在2021年仍会持续释放,适当减少新增专项债券规模也有利于防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风险。

六是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目前抗疫等一次性支出大幅减少,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保基本民生等支出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给予保障,因此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相应地,不再实行特殊转移支付,回归执行正常转移支付制度。

七是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节用为民,坚持过紧日子,确保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中央本级支出继续安排负增长,进一步大幅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重点项目和政策性补贴也按照从严从紧、能压则压的原则审核安排。地方财政也要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把更多宝贵财政资源腾出来,用于改善基本民生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八是更加突出绩效导向。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使资金管得严、放得活、用得准,力求“精准滴灌”到需求终端。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将绩效管理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加强绩效结果应用,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好用到位。同时,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三)2021年金融政策

2021年我国的金融政策,概括起来说,一是“稳”字当头,回归正常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回归正常化,不是要“急刹车”,也不是要收缩金融政策,而是要保持金融政策的相对稳定,实现支持经济发展和维护金融安全之间的平衡。二是着眼于稳增长、防风险与控通胀之间的综合平衡,更加注重平衡长短周期。

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那么,我们为什么提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大循环为主能不能靠压缩外需来解决、新发展格局是否要各地建立自我循环、如何巩固新发展格局?这些问题不仅仅关系今天的经济决策、经济活动,而且还关系到未来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一)为什么提出要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态势就已经非常明确了。许多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是以国际循环为主的,甚至认为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需拉动的,面对国际上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的局面,要改变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的格局,改变主要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沿海地区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但就全国而言,我们并不是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依存度一直在下降。1990年,我国货物贸易对外依存度接近30%,2006年达到64.24%的峰值,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35.36%,进口依存度28.88%。此后开始下降,2020年货物贸易对外依存度降到31.65%,其中,货物出口依存度降为17.65%,货物进口依存度为14.00%。

相比制造业而言,中国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偏低,服务贸易依存度也较低。2007年服务贸易达到历史高点,上升至7.06%,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上升到3.43%,进口依存度上升到3.64%。此后,尽管服务贸易规模逐步扩大,但由于GDP更快增长,服务贸易依存度却下降,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降为4.49%,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1.91%,进口依存度2.59%。

如果把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加总计算,2020年我国总体的外贸依存度为36.14%,总体出口依存度为19.36%,进口依存度为17.94%。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从供给角度看,我国国内市场的供给主要是由国内企业而非国外企业提供的,我国企业也主要是为国内市场而非国际市场提供供给;从需求角度看,我国国内市场需求主要是由国内企业提供的,而非主要靠国外企业满足需求。目前,从供给角度看,中国80%以上的商品和服务是由国内企业提供的;从需求角度看,社会总需求中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占比也超过80%;从GDP的构成角度看,经常项目顺差与GDP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2020年的2%;从经济增长贡献角度看,2007-2019年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

改革开放前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小,直到1990年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仅有0.23%。2001年,中国提出实行“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扩大海外投资,在全球配置资源,此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步扩大,2006年对外投资额与GDP之比上升至0.77%,2016年达到高峰,但也仅有1.75%,后三年持续下降,到2019年降至0.95%。

针对技术要素而言,国内的技术研发投入不断增加。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4%,创新能力指数排名全球第14位。发明专利授权数量逐年增加,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的技术主要是靠国内研发满足的,同时许多核心技术依赖进口。

针对劳动力要素而言,国内劳动力市场是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基本渠道,海外劳务输出规模较小,最多的2017年也仅30万人。

综上而言,无论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生产要素、技术研发,对国外的依存度都比较低。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呢?我们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经济形势变得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国际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利己主义和排华势力抬头,外需增速下滑,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制度竞争趋于白热化。国内要素禀赋发生变化,成本优势削弱,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面临升级,国民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培养新的竞争优势。如果有效释放内需潜力,国内大循环活力会日益强劲。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

(二)如何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有些人误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等同于脱离国际市场及全球经济体系的“内循环”。要注意,“内循环”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两个概念。“内循环”没有谈国际循环的问题,这与美国谋求与中国经济脱钩、迫使中国走上封闭道路不谋而合。宏观经济中的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内循环模型”,就是把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割裂起来的理论假设,是在不考虑出口和外部需求条件下的封闭型经济模型。这与当前中国扩大开放水平、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现状是不一致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不具备封闭起来“内循环”的微观基础。中国作为WTO成员正谋求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政府需求不可能排斥进口产品和服务;大量企业在全球资源配置,所需投资品也不可能只在国内采购;居民消费会用货币投票,更离不开进口的价廉物美商品和服务满足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规模扩大的需要。现在,跨境电商发展得这么快,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可见,开放不是我们选不选择的问题,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实际的经济状态。

我们不能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际经济循环对立起来,更不能关起门来搞封闭的经济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才能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才能更好地吸引国际厂商和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共同合作、互利共赢。另外,我们只有更好地参加国际经济循环,才能解决国内经济循环中的诸多困难、矛盾和问题,突破国内经济循环的瓶颈,保障国内经济循环更加顺畅。当然,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必须有解决国内经济循环过程中瓶颈问题的能力和举措,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不能依靠外部力量。

有人认为,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标准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所有工业门类,拥有14亿人口,大市场优势明显,我国经济完全可以依靠国内市场自我循环,不依赖外部市场和资源。其实,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动态来看,工业体系是要在发展中不断升级、提升质量和水平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提高开放水平中,广泛吸纳聚集利用全球优质资源,才能更快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快推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世界上所有的开放经济体都是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互动的运行状态。我们要更好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功能,使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国内大循环为主能不能靠压缩外需来解决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后,有些人就提出,我国对外经济依存度过高了,需要降下来。但是,过高的标准是什么?多高是过高?多高就合适?国内大循环为主是否需要有量的标准?这些都存在着争议。其实,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是一个过程,是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变迁中经过长期发展确立的,是由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动的经济运行的态势。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是国内投资、消费更快增长的结果,而非减少进出口的产物,也不能靠压缩进出口来降低外贸依存度。相反,2007年以来,除个别年份,我国进出口保持总体增长,外贸依存度却明显降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为降低出口依存度而主动减少出口。我们不能为了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而主动减少出口、限制进口,减少对外经济联系,这是本末倒置的。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资依存度一度提高,于是就有人认为利用外资太多了,并提出限制外资规模。其实,外商投资增多,是我国对外开放、积极参加生产投资全球化的结果,外商投资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功不可没。近些年我国外资依存度下降,也不是限制和减少外商投资的结果,而是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更快的表现。当今世界争夺国际投资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中国要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中积极地吸收外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竞争,促使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市场获利,同时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新发展格局是否要各地建立自我循环

在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各地往往要求形成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补齐供应链短板。但是,这样很容易搞成一个个封闭的自我循环,形成各个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肢解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降低全国资源配置效率。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就全国总体而言的,而非就某一地区经济而言。我们要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加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合作。

(五)如何巩固新发展格局

在新发展格局下,要求更加关注国内市场,打通国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建立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突破“卡脖子”技术,缓解外部需求下行压力。

第一,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打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生产关系环节的堵点,顺畅国内经济大循环,是中国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过程,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离不开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开放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生产力角度看,要提高对外经济贸易质量和效益,成为外贸强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强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高水平开放型制度体系。

尽管逆全球化波谲云诡,但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仍在谋求变革国际经贸规则,建立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其涵盖领域越来越广泛,不仅包括现行WTO规则所涵盖的内容,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还涉及双边、诸边、区域等各类国际经贸规则所涵盖的内容,不仅是传统的边境政策,还包括新兴领域的政策措施。美国等发达国家力图将自贸协定的内容从关税、非关税措施等边境规则扩展到边境后规则,并致力于改革WTO,把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广到多边经贸体系。

中国也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改革,跟踪高标准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在透明度、数字贸易、竞争中立、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投资便利化等新兴领域和边境后规则方面,大胆探索创新,探索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形成放得开、管得好、安全高效、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制度体系,为打通堵点、理顺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在对外开放中助力发挥大市场优势。14亿人口且消费结构升级中的国内大市场,只是全球76亿人口市场的一部分,只有在不断扩大开放、提高开放水平中融入全球市场,才能更好发挥国内大市场的吸引力,为国外厂商提供更多贸易、投资机会,让那些排斥中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国家失去巨大的商业利益,才能制衡排华情绪,广结朋友圈,在全球合作中互利共赢,在全球市场扩大资源配置空间,赢得更长时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要扩大开放水平,广泛利用全球资源,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全社会收入水平。因为收入增长是消费需求扩大的函数,没有了收入的增加我们怎么实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为此,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如通过改变商业模式来刺激消费等,确实在短期内形成了一些消费热点。但如果不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这些举措对于扩大内需就不具有持续性意义。

要在扩大开放中释放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开放的大市场能够为外商投资、进出口贸易带来更多机会,更好实现国内国际经济互动。国内大市场的优势是什么?既可以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保持相对稳定,也可以吸引国外优质资源为我所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我们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开放助力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

第三,在高水平开放中聚集高端要素。中国工业化起步晚、发展快,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大而不强,与世界制造强国差距明显,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还存在许多“卡脖子”的技术。美国等少数国家利用技术领先的优势,把中国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限制对中国的技术交流合作,对中国断供,威胁到中国供应链稳定。中国必须突破“卡脖子”技术约束,建立稳定安全的供应链体系。突破“卡脖子”技术,当然不能依赖外国的技术供给,需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并非关起门来封闭创新,而是应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开放创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垄断全部的核心技术,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世界,即便今天拥有全球领先的关键技术,也不意味着未来能够永远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只有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跟踪全球先进技术变革的方向,广泛利用全球技术资源,才能更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避免在技术进步和创新中落伍。

突破“卡脖子”技术离不开适宜的制度环境。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打造高水平开放型制度体系,形成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先进技术、领先企业、先进制造和服务、管理知识和信息等高端资源的制度环境,聚集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在开放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一批突破性技术成果,才能建立富有较强动态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体系。

(据宣讲家网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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