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

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面对疾病及由其所引发的生命苦难、王朝鼎革、社会萧条、价值伦理崩溃等灾难性后果,人类始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步一步战胜疾病,从而使得人口得以繁衍,文明得以延续。疾病与人类文明相始相终,回顾人类同疾病较量的历史,有助于理解当下,着眼未来。

传染病曾经改变历史,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敌人

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上,曾发生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第一次是542年查士丁尼瘟疫,东罗马帝国崩溃了。第二次是欧洲黑死病,1347-1349年鼠疫横扫整个欧洲,造成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直到19世纪,欧洲才恢复到14世纪时的人口水平,封建制因此解体。黑死病还导致教会力量的削弱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彻底颠覆,世俗的人们从“禁欲主义”向“享乐主义”转变,这些促进了人本主义思想的复兴,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也未能幸免。在欧洲黑死病流行之前,鼠疫已经伴随着元朝与金朝、元朝和南宋之间的战争传播到中国各地。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华北地区又暴发两次极其严重的鼠疫大流行,这对于明王朝来说,是最致命的一击。

世界历史上曾有七次霍乱大流行,第一次霍乱大流行开始于1817年,发源于印度,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每次都不能幸免。其中,流行区域最广、死亡人口最多和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次和第四次。第四次大流行发生在同治元年(1862年),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进入到最后阶段,无论是军队还是百姓,都无力抵抗这种传染病,疫区人口大量死亡,战争因此进入相持阶段。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皖南90%的人口不复存在,明清江南核心区竟然沦为移民迁入之区,直到1953年,浙江和江苏仍然没有恢复到1820年的人口水平。在大量损失的人口之中,70%缘于霍乱。

天花也是一种令人恐怖的传染病。公元2-3世纪,罗马帝国相继发生了安东尼瘟疫和西普瑞安瘟疫,现代科学家认为,当时有天花的流行。几百万罗马人因此丧生,严重影响罗马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来自欧亚大陆的殖民者给美洲原住民带去了多种他们以往从未遇到过、因而不具有任何免疫力的传染病,其中最致命的一种就是天花。作为一种免疫性疾病,天花不仅使原住民失去了生命,更主要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强大的帝国就此灭亡。对中国来说,在明代,由于中原王朝统治区域内的汉族人口和蒙古、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交往并不频繁,天花病毒在北方边疆地区因此消亡。但当缺乏免疫力的清军和满族入关之后,天花就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欧洲没有鼠疫自然疫源地,所以黑死病是外来的。历史上,诸多疾病曾突破区域的限制,在欧、亚、非、美大陆之间传播,特别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地球村”形成,借助于频繁的人流、物流,地球上任何一处的疫病,往往就不再是地方性的了。传染病从来就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人类与疾病较量的初步探索与实践:从宗教、文化到隔离、消毒、检疫和环境卫生整饬

在病因未明确的时代,人们会根据各自的宗教和文化解释病因,采取相应措施。如欧洲黑死病暴发期间,当时医学的普遍观点还是环境致病论和瘴疠学说,认为瘟疫是由污染的空气引起,当然另外一种观点从宗教出发,认为是上帝的愤怒。基于这些观念,1347-1348年鼠疫在意大利托斯卡纳流行时,地方官员采取清洁卫生的措施,基督徒则上街游行,劝解敬神。而在19世纪中国的云南,“地鬼”和“天灾”是云南民众对鼠疫病因的两种主要解释,基于这两种观念,在鼠疫流行的后期,各地唱木莲戏和建都天庙形成高峰。

由于社会、文化与观念的差异,同一种疾病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史。中世纪的“黑死病”加强了将犹太人当作替罪羊的基督教传统,他们杀害犹太人,犹太人被迫迁往北欧和东欧,这也为近代沙俄迫害犹太人和德国纳粹建立奥斯维辛集中营埋下伏笔。而在中国鼠疫严重流行期间,对于死者往往弃之不顾,当疫情近于平歇之时,士绅阶层“创造”都天和“引进”木莲。

虽然人们根据不同宗教和文化采取相应的措施,体现了不同的文明史,但正如伊斯兰萨曼王朝的伊本西那在《医典》(1025年)中所记述的,“隔离可阻止传染病的扩大”。逃避、阻断交通、远离病人等隔离措施是人们在应对传染病时最常采用的方法。1476 年,在意大利米兰,鼠疫流行期间的隔离措施包括:其一,通过海上和陆上检疫,严格控制那些疫区来的人口;其二,强制将鼠疫死者埋葬在深坑并毁掉其物品;其三,隔离患者及其家属。在19世纪中国云南,每年鼠疫将起之时,人们会主动搬家躲避。尽管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鼠疫,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消毒也是历史上防治瘟疫时的常用手段。疫情期间,中国民众往往采用燃烧鞭炮、焚烧药物或者用石灰水在疫区进行直接消毒。为使效果更加突出,常常借助民间信仰进行。例如,19世纪中国广东在鼠疫流行期间频繁举行迎神赛会,虽然聚集了大量人口,但在实际上,民众借着一种民间信仰的形式,进行了一场清洁卫生、对疫区进行消毒的活动。1910-1911年在中国东北暴发的鼠疫正值春节期间,主持防疫的伍连德医生,鼓励哈尔滨市民于室内燃放鞭炮,实际上起到硫磺灭菌作用。

由于传染病很容易突破地方限制,形成局域性甚至全球性大流行,各地区人们需要共同抗疫,检疫由此产生。1374年威尼斯首先颁布法令,禁止可能染有鼠疫的商人或旅行者进入城镇。后来规定停泊40天之后,方准登岸,是为海港检疫之嚆矢。中国的官方检疫制度,始于海港检疫。海港检疫,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霍乱。然而,因为专门人才和经费的缺乏,海港检疫工作,都由英国人管理的海关附带办理,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才在上海设立全国海港检疫处。

对环境卫生的整饬成为早期公共卫生的基本内容。17世纪鼠疫在欧洲突然消失了。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黑鼠被棕鼠或者挪威鼠杀掉了。其实,黑鼠的减少,更有可能与环境卫生改良有关。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欧洲家鼠黑老鼠的消失与城市化过程同步,鼠疫的消失也与城市化过程同步。而霍乱与环境卫生改良的关系更加直接和显著,英国在1832年第一次霍乱流行之后,开始建立清洁的卫生,也促使济贫法、解剖法案的通过,以致人们称此次霍乱为“伟大的环境卫生改革者”。

人类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发现细菌和病毒,研制药物和疫苗,进行第一次卫生革命,实践证明,战胜传染病,科学技术是最有力的武器

今天的防疫体制,人们关注的焦点,首先是病原体,特别是细菌和病毒,在此基础上,进行流行病学分析,研究抗生素、疫苗或抑制繁殖药物,采取登记报告、检疫、消毒、隔离等紧急处理措施。从患者、环境到病原体的根本改变,科学与技术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1665年,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显微镜,成为第一位观察到植物细胞的人,微生物世界从此被人类打开。1673 年,英国皇家学会收到了他所绘制的蜜蜂、虱子、霉菌等在显微镜下放大200倍的图,细菌第一次被人类在显微镜下观测到。

虽然300年前列文虎克就发现了细胞和细菌,但直到100多年前,人类才知道很多疾病原来是由细菌导致的。两位科学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857年,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在研究葡萄酒时,发现细菌可以使酒变酸,他推测微生物可能导致人类疾病,提出了“疾病的细菌学说”,否定了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旨在解释生命起源的“自然发生说”。1875年,德国科学家科赫首次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到了具有感染性的病原体炭疽杆菌,并提出“科赫法则”作为判定传染病病原的准则。

到18世纪90年代,巴斯德和科赫等,通过显微镜,一路高歌猛进,先后在有病的生物体内发现了大批细菌微生物,如家禽霍乱杆菌、结核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肺炎杆菌、破伤风杆菌等,并经过严谨的实验,证实它们是传染病的病因。在细菌学说的基础上,传染病学成为一门新的科学,过去盛极一时、广被接受的环境致病论和瘴疠学说,都被否定了。

但是病原微生物除了细菌,还包括那时人类尚无法看到的病毒。1892年,俄罗斯生物学家伊凡诺斯基发现造成“烟草镶嵌病”的病原可透过细菌无法穿透的过滤装置,他把这些比细菌还微小的病原称之为“滤过性病毒”,简称“病毒”。直到1931年,物理学者鲁斯卡和电子工程师克诺尔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使最高放大倍数从两千倍提高到一千万倍,病毒也第一次被人类观测到。后来人们陆续发现天花、狂犬病、流行性感冒、小儿麻痹症、艾滋病都是由病毒产生的疾病。

细菌感染学说很快就被运用于临床医学之中。1865年,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根据巴斯德鹅颈瓶实验的证据,提出缺乏消毒是外科手术术后感染的主要原因。在为一名断腿病人实施手术时,他用石炭酸作为消毒剂,实行了一系列旨在消毒的改进措施,结果这位病人很快痊愈。在此之前的1848年,匈牙利妇产科医师塞麦尔维斯发现,由经常洗手的助产士所接生的产妇,其因产褥热死亡的比率明显较低。这些原本运用于临床上的措施,不少业已成为今天普通民众的日常卫生习惯。

19世纪后半叶,随着微生物疾病致病原因相继发现,西方公共卫生史进入“细菌学时代”。西方国家通过法律,逐渐将细菌学和微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公共卫生各方面,开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卫生革命。在英国,由于控制了小儿麻痹症及麻疹、猩红热、百日咳、白喉等四种主要儿童病,在19世纪末,许多国家小儿死亡率已经减少了50%以上。同时大力开展预防地方性传染病,使得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间,死亡率几乎降低了一半。

在20世纪之前,人们并没有根治由细菌产生的传染病的办法,只能依赖患者自身的免疫力。1928年,英国生物学者弗莱明发现抗生素盘尼西林,但并未立即成为临床药品,直至1938年才分离成功,1940年以后才得以广泛生产与运用。1935年,德国细菌学家多马克开发出了人工合成抗菌药物磺胺类药物。抗生素与磺胺类药物的研发为治疗细菌传染病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许多传染病的病死率出现大幅度的下降。

在治疗传染病有效药物出现之前,不少传染病的病死率仍然比较高。医学上对于传染病的应对,一是积极地预防,二是发病后治疗。对于较高的病死率来说,最好的处置方式就是积极预防。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急性传染病、结核病、新生儿病在一般状况下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其比重大约为三分之一以上;它不仅通过这种方式影响人口,还经常会形成暴发、流行或者大流行,从而消弭高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增殖。虽然民国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根本性转变发生在1953年,至1954年完成,其转变速度非常之快,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中国的卫生革命和医药科技的普及。

19世纪以来,细菌、病毒的观测和分离,抗生素与磺胺类药物的研发,天花、狂犬病、霍乱、伤寒、小儿麻痹症、白喉、百日咳、结核病等疫苗逐一发明,使得急性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得到有效的控制,死亡率显著下降。这种凯歌式的胜利,使得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普遍相信传染病不再是影响人类的头号敌人。但是2003年的SARS给我们敲响了一次很大的警钟,以此为契机,公共卫生体系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战胜传染病,中国的做法与贡献

免疫学的发明与发展,是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以狂犬脑敷治狂犬伤的疗法。《肘后备急方》还记载了天花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明代隆庆年间,在安徽宁国府太平县已流行人痘接种法,即通过接种人痘预防天花。十八世纪,俄国首先派人学习人痘接种之法,后此种方法又传至土耳其、英国、北非、印度,朝鲜、日本人痘法亦由中国传入。

1894年北里柴三朗和耶尔森在香港发现了鼠疫杆菌,成为人类科学认识鼠疫的开端。1910-1911年东三省暴发鼠疫,清政府派伍连德医生主持防疫。伍连德发现此次疫病为经由人呼吸道传染的肺鼠疫,而不是经由老鼠传播的腺鼠疫,成为发现肺鼠疫第一人。为防止人传人,他发明了“伍氏口罩”。为控制疫情,伍连德对哈尔滨实行“封城”,对2000多具尸体集中火化,铁路方面采取了严厉的检查及禁运措施。伍连德采用科学技术手段,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战胜“头号病”的伟大胜利。在成功捕灭鼠疫之后,1911年,清政府在奉天召开国际鼠疫大会,对这次鼠疫防治进行总结,东三省大规模肺鼠疫防治遂成为人类共有的知识和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些烈性传染病和急性传染病被控制,血吸虫病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疾病问题。当时血吸虫病流行于中国南方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感染人口1100万左右,受威胁人口1亿人。其中,晚期病人50万人,急性病人年发病1万人上下。面对如此众多的病人,以及当时的治疗技术和医护力量,仅仅依靠医学的力量,是很难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式血防最主要的特征是党组织、科学家与人民群众三者的结合。

和长江流域大规模消灭钉螺相似,北方内蒙古地区由于仍然存在鼠疫流行病例,随着公共卫生运动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展开灭鼠拔源的人民战争。19世纪50年代,内蒙古地区灭鼠运动成绩显著,完全改变了内蒙古草原的黄鼠生态。随着鼠疫自然疫源地内的灭鼠拔源工作逐渐完成,鼠疫也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这在世界鼠疫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另外,疟疾也是一种经常性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疾病。如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与疟疾造成整体国力的衰弱有很大的关系。再如美国独立战争中,疟疾曾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人类战胜疟疾的斗争中,四次诺贝尔医学奖与疟疾有关。1880年,法国军医拉弗朗在疟疾病患的血液中发现疟原虫。1898年,英国医师洛斯在蚊子的胃中发现疟原虫,证明蚊子传播疟疾。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发现 DDT具有很强的杀灭蚊虫功效。1970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葛洪《肘后备急方》的记载中得到启示,从青蒿中分离出活性成份青蒿素,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这是中药学和中国科学家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志云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英]迈克尔·比迪斯著,陈仲丹、周晓政译:《疾病改变历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