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辉：“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

杨丹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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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因素叠加下的世界绿色发展格局

第一个因素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这是一个长期因素；第二个因素是大国竞争的升级，属于中长期因素；第三个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随着疫情在全世界蔓延，我们认为这个因素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会从短期因素转变为中长期，甚至是长期的影响因素。

在这三个因素叠加之下，世界绿色发展格局会迎来什么样的转变？一个是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引发的，在实体部门正在出现的新工业革命。我们对新工业革命的观察，以往会有两个视角。一是能源基础变革的视角，能源转型既是新工业革命的前提，也是其必然结果。二是技术结构性变革的视角，通用技术在加快迭代，主导产业会逐步转换。实体部门呈现出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三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另外，商业秩序也在发生变化，出现了虚拟化和平台化的新商业秩序。

新工业革命下，技术创新和产业体系再造的重点是能源转型。也就是说，新工业革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工智能、数字技术、3D打印等新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新工业革命的实质是基于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突破而引发的内涵丰富的群体性突破。虽然实体部门仍处在深度演进的变革中，但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关键技术快速突破临界点。但在此之前，首先要完成的是能源的转型。

另一个转变是由大国竞争的全面升级带来的。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14年，但为什么我们仍然要谈及？是因为自此之后，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始终处在深度调整之中，始终缺少推动全球经济迈向中长期增长的新动能。同时也暴露出全球经济机制的局限性，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建设仍存在严重的滞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界经济更是遭受了重创，经济增幅在大幅下降，贸易环境异常严峻，国际投资在急剧收缩，系统性风险也依然存在。这种系统性风险在金融领域的集中反映为“美元约束”进入了一个单向的松弛通道，进一步刺激了各国央行的货币创造。

在大国竞争中，各国的发力点和优势都不一样。美国一方面布局前沿科技领域，出台《无尽前沿法案》，授权在未来5年内拨款11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和先进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气候变化，两个党派的认识有一定差距，各个州政府的做法也存在很大差别。新兴产业相对密集的州政府比较重视气候变化，推行减排政策。而传统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则不够重视气候变化。

欧盟非常坚定地走绿色复苏之路。欧盟出台的几乎所有的应对疫情的重大政策措施，都致力于把欧盟引向绿色复苏的道路上去。欧盟始终坚定不移地做全球气候的领导者，而且欧盟是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的经济体之一。欧盟是全口径、全领域地在绿色发展方面发力。“欧洲绿色协议”中，着重强调了绿色的交通，对汽车产业，特别是对传统的燃油车采取了更严厉的限制措施，倒逼传统车企转型。欧盟坚持的另一个路径就是能源转型，比如欧盟投入大量的研究经费来发展清洁的氢能，试图成为全球氢能利用的新的领导者。

欧盟对低碳建筑的布局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欧洲有很多古建筑，而且这些建筑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其中大部分也仍在使用中。对于这样的古建筑，欧盟在定期的翻新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使这些古建筑成为新的低碳建筑，以支持欧盟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计划。另外，欧盟非常重视绿色复苏与数字转型的同频共振。相对而言，欧盟在数字化的转型方面并没有领先，但这次在迈向气候领导者的宏伟目标中，欧盟着重强调了希望能够实现绿色复苏与数字转型的同频共振。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同样面对着三因素叠加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并构建了新的发展格局，这个新的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低碳发展与转型路径的国际经验

绿色发展是我们国家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以绿色低碳循环为主要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本抓手。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

对于绿色发展概念的认识，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等人在《绿色经济蓝图》中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我们认为，绿色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在实体部门中构建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绿色化的制造体系、销售体系和物流体系。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绿色经济领域发力，推行绿色新政，挖掘绿色的新增长点，提供绿色的就业岗位，从而使人类的发展驶向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上。

从绿色发展的概念来看，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动态的。绿色转型的重点在于实体部门，也就是说实体部门的绿色转型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步骤。进入21世纪后，实体部门的发展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的发展方向。产业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绿色技术在实体部门的应用潜力以及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的市场空间在逐步扩大。同时，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认识的逐步加深，绿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在不断调整。在绿色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积极谋取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恶化的全面脱钩。绿色转型，特别是实体部门的绿色转型，是一个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的绿色责任一定要延伸到整个产业链条、整个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中。

回顾环境史，或者是污染治理史，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化国家就已经开始认识到污染给环境带来的问题，并且开始了环境治理的立法，但是，人类对工业生产引发的影响的认识仍然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20世纪50—60年代，人类历史经历了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快速的工业化，以及超前消费的模式和理念，使发达国家的物质财富极度膨胀，但由此也造成了环境公害事件的泛滥，使人类生产生活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环境危机中。

在这些环境危机的冲击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发达国家加快了环境治理的立法进程。到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创立了环境政策的法律体系，设置了环境执法机构，推进了环境自治团体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污染治理模式或是路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由末端治理转变为清洁生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更加积极地寻求清洁能源，抓住机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创造绿色就业岗位。同时，加快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从而确保绿色增长不是短期的危机应对措施，而是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持久动力，并最终共建零排放的社会经济体系。

从全球历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来看，英国、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碳排放的快速增长之后，在过去15到20年间相继实现了碳排放总量的达峰，而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后发大国，仍然处于排放增长比较快的阶段。中国树立的2030年总量达峰的目标，无论是从结构调整的角度上看，还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上看，都面临很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