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2）05-0025-05

2021年，我国经济顶着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政府打压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成绩亮眼。新的一年，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必须按照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作出的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顶住新的下行压力，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实现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以优异成绩为党的二十大献礼。

稳增长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

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季下降趋势明显，一、二、三、四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18.3%、7.9%、4.9%、4.0%。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除了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基数前低后高之外，主要在于需求不足。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823亿元，比上年增长12.5%，两年平均仅增长3.9%，远远低于1979—2019年的40年年均14.5%的增速。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下降。居民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居民收入增速减缓带来消费增速下降和需求收缩，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根本原因。

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必须从扩大内需入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近几年来，我国出口增速下降，除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卫生用品等出口出现迅猛增长外，“十三五”时期货物出口年均增速仅为2.6%，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驱动特别是消费驱动成为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扩大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又必须与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同步。所以，扩大居民消费，既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又是改变经济下行趋势，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按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20年年均增速比GDP增速高3.6个百分点测算，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应达到9.1%左右。然而，2022年前两个月的同比增速为6.7%，如何促进消费增长，成为实现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

住宅和汽车是百万元级、十万元级的商品，对相关消费的带动能力强，房市、车市的销售状况对消费市场具有决定性影响。促进消费增长，必须推动房市、车市繁荣。住房销售要按照“只住不炒”的原则，启动城市更新和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加快城市郊区特色小镇建设，保障房、廉租房、共有产权房建设，乡村建设，共享农庄建设等，恢复房市繁荣，扩大房地产市场对2022年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推动车市繁荣，促进汽车销售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只要购车者有停车位置证明，就允许销售，从而拉动城市地下停车场和立体停车场建设，让更多的人能够圆自己的轿车梦。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汽车需求还有很大空间。

公共服务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包括医疗、教育、法律、咨询、审计、养老、社区服务、失能老人照护体系、生态环境等，具有很大发展空间。北欧一些发达国家，社区服务包括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社区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50%以上。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通过立法建立起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介护体系，平均每位介护士照顾两位病人。我国有失能半失能老人5000万人，如果能通过行政法规尽快把照护体系建立起来，就可新增2500万个就业岗位，从而进一步释放老龄人口的消费潜力。

我国农村有5亿人口，202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为城镇居民的39.1%，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50.8%。所以，中国最大的消费潜力在农村。如果能通过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尽快使农村居民的购买力达到城镇居民的水平，每年就可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6万亿元以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应成为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重点。

稳增长的近期有效措施是鼓励增加投资

如果说扩大消费受到居民收入和消费意愿的影响，只能作为长期政策，那么扩大投资则可以作为短期对策，对稳增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22年实现5.5%的经济增速，投资能不能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成为关键，必须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引导资金投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强做优，发挥重大投资项目带动作用。”要加大对制造业重大项目的投资，尽快打通产业链堵点，补齐短板，包括芯片、人工智能、数控机床、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要围绕卡脖子技术，组织协同攻关，抢占世界技术的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排头兵。要加快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我国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研发、设计、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各环节深度融合，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各行业发展赋能，不断提升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融合基础设施，即对传统基础设施加以智能化改造；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等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包括一系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债券融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通过股市融资在企业资金来源中占比明显偏低，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比重则更低。当前发展政府和企业债券市场面临着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复苏，世界各国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美联储近几年大量向美元“注水”，美元大幅贬值已成国际共识，而人民币正处于升值周期，中国政府和企业发行的长期人民币债券，对国内外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实体经济，正处于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阶段，未来必将出现越来越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通过发行长期人民币债券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功能，助力扩大内需和稳增长，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而且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一轮基础设施完成后，我国经济将跨上一个新台阶，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鼓励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已经上升到60%以上。民间投资大部分是制造业投资，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投资大部分时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近些年来投资增速明显下降，这是经济增长活力不足、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导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主要在于需求不足，企业看不到市场的亮点，不敢贸然投资。《政府工作报告》对如何鼓励民间投资增长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减税让利、市场准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等，相信2022年民间投资一定会有一个较快增长。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共同发力，对稳增长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将释放最大新动能

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7%，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23.6%，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32.6%。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又在于农业经营规模小，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耕种10.2亩地。如果北方单季农业地区一个农业劳动力能种100—120亩地，中南部双季农业地区一个劳动力能种50—60亩地，其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或超过二、三产业的水平，农民就能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也就是说，现有的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再扩大5—10倍，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赶上全社会的平均水平。实现这样的经营规模，需要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也需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数字化水平。这是乡村振兴面临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这为农村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由于发展的不平衡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充分集中体现在农村，因此党的十九大从战略依据、战略目标到战略举措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战略组合。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发布。抓住主要矛盾，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之举，是未来一个时期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22年，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在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上取得突破，将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新动能，为稳增长作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城乡居民基本权益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财产权和户籍权两个方面。城市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几乎商品化；农村的土地、住宅等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由于产权不明晰仍不能实现商品化，使农民不能分享城市化过程中不动产增值的收益。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显著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允许就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市；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又一次明确：“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落实这些改革，既可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又能吸引大量社会资金投入乡村建设。在户籍制度上也亟待加快改革步伐。目前，我国已有2.9亿农民工进入城市。最近几年，国务院对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作出许多新的规定，要求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放开落户限制。特大和超大型城市应适度放宽落户条件，并通过在中心城区周边发展小城镇，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城落户创造条件。总之，应通过加快改革，消除城乡居民在财产权、户籍权上的不平等，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体制和政策保证。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是城乡差距的重要表现。在养老、教育、医疗、交通、供水、供电、环境等方面，农村都明显落后于城市。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公共服务事业投入的重点在城市，对农村的投入严重不足。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增加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另一方面要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农村资源的市场化和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模式（PPP），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即以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承包地经营权为质押，撬动社会资本和银行贷款，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康养旅游业等。加快这些改革，既可把农村闲置的资源转变为资本，又能为社会资本找到长期稳定回报的投资机会，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问题，一是要继续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减少农民总数是农民富起来的有效途径。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72%（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率达到75%以后才会放慢速度），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6.7%，比上一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0.83个百分点的提高幅度，这是“十三五”以来两个城镇化率首次缩小差距，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迹象。二是要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要瞄准国内市场需求，挖掘生产潜力，出口劳动、技术、知识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土地、水等资源密集型农产品，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如我国每年需花500亿美元进口大豆，利用国内大量闲置的沙土地种植油莎豆可为增加农民收入开辟新渠道。从国际上看，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保持城乡居民收入的均衡；荷兰同样人多地少，但通过种植花卉和养牛，农民收入超过第二、三产业从业者。三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根据国外经验，农产品加工增加的价值相当于初级产品价值的10倍以上。在农村兴建农产品加工营销特色小镇，可使农民不仅获得第一产业的收益，而且还可获得第二、三产业的收益，从而成为增收的重要途径。

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建立城乡之间各类要素平等交换、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加快乡村振兴至关重要。目前，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本、土地，都处于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状态。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近3亿农民工作出的巨大贡献。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改变这种要素的不合理流向，建立能够吸引要素流向农村的市场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必须建立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市场机制，政府和市场双重发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中的老大难问题。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把农业现代化、乡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和县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能够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潜力，为农用工业发展和水利建设提供需求；乡村建设能够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建材工业发展提供需求；农民工市民化能够使离散的人们实现全家团圆梦，助力城市建设。抓好这些事，必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等各项改革。

此外，财政、金融政策应围绕稳增长集中发力。货币发行是需求的总闸门，改变需求收缩态势，关键在于掌控好M2（流通中现金加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增长速度，实行适度灵活的货币政策，为扩大内需提供支撑。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扩大新增贷款规模，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新增财力要下沉基层，主要用于落实助企纾困、稳就业保民生政策，扩大需求、促进消费。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