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秦国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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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一）三个“历史魔咒”的拷问

所谓“历史魔咒”，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其实就是历史上很多政党和国家都绕不开的坎儿。

1.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问题。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6人组成国民参政员访问团赴延安。黄炎培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短短5天的延安之行，对当时年近古稀的黄炎培来说，像一道冲击波，让他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人生站上了新起点。回到重庆之后，黄炎培便立即整理思绪，将5天的经历感受，形成书稿《延安归来》。

书中，黄炎培首次向社会公开披露了在延安窑洞中诞生的“历史周期率”之问。在“延安归来答客问”一节中，详细记述了7月4日下午与毛泽东同志在窑洞里的一次长谈。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来延安几天感想怎样？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等典章，提出了“周期率之问”：“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注意，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周期率出现的两个常见情况，一是时间，时间长了，精神渐渐放下，自然地惰性发作；二是空间，区域一步步扩大，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黄炎培还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这就是我们后来总结的窑洞对，是黄炎培提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即中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

对此，毛泽东同志从容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回答。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也就是说，为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2.革命政党的裂变和蜕变

革命政党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裂变和蜕变的问题，当年的国民党就是一个例子。下面，我们借用一部电视剧来剖析一下国民党裂变和蜕变的过程。

《潜伏》的启示。电视剧《潜伏》是一部优秀的国产谍战片，主角叫余则成，原是军统情报处人员，后经中国共产党策反，以地下党的身份重返军统，成为扎入国民党心脏的一颗铆钉。那么，是什么让余则成义无反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呢？要知道，余则成先是被戴笠委以重任派到保密局天津站，后来又当上了副站长，小洋楼住着、小汽车开着，物质生活是很好的。然而，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的卑鄙行径，也厌倦了投机自私的军统生活，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剧中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在抗战时期，军统上层竟为运送私人财产给日军提供粮饷和情报；另一个是抗战胜利后，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不仅逃过东京审判，而且还被国军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这些事情都让余则成对国民党的失望至极。

余则成真正的恋人左蓝，共产党军调代表，一个出色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掩护余则成的身份不幸牺牲。余则成悲愤异常，却不敢表现出来，只得回家一遍遍读着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种精神与信念从此一直支持着他坚定地战斗下去。

剧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当年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北伐国民革命军，后来年纪大了，看透世事，蜕化成一个自私腐化的旧官僚。他曾对余则成说过一句肺腑之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说吴敬中是一个伪君子，那么，职业间谍谢若林就是一个真小人。他毫无信仰，爱财如命，与各方做情报交易，并以此为发财手段，可以说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与他相比，国民党特务李崖在国民党中算是信仰比较坚定的，但他在国民党内算是异类，非常受排挤。

那么，为什么国民党会出现如此状况？主要是国民党在1927-1928年经历了党内理想信念的大蜕变。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国民党的历史演变过程。

国民党，全称中国国民党，前身是兴中会，之后成立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组成国民党。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于是，孙中山等人在次年另组中华革命党，并在1919年将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实际上，中国国民党在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这三个阶段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组织力不强。鉴于此，孙中山借鉴了帮会的组织模式，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其中最后一句：“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孙中山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但这使许多人难以接受。后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成为典型的列宁式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他们的性质都是革命政党。

但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的1927-1928年，国民党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蜕变时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发动“七一五”政变，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9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国民党基本掌握了全国政权。可这样一个掌握了全国政权的革命政党，竟然没有基层组织。为什么呢？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原本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还为其建立了一些基层组织，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这些基层组织基本被清理干净。而掌握了政权，又不能没有基层组织。这时候，大批投机分子，也就是旧官僚，加入了国民党，充实了基层。这就是旧官僚回潮。什么是旧官僚？旧官僚之前是革命的对象，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这种状况在国民党党内愈演愈烈。据统计，1938年冬至1939年春，一份针对国民党147个部队单位（以师为单位）的调查显示：有30%的士兵竟然不知道有国民党，52%的士兵不知道三民主义。1946年，一则材料显示国民党已变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

与国民党正相反，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开始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个基因一直延续至今。从电视剧《潜伏》来看，余则成的在行动中屡屡遇到危机，有好几次都是在战友的舍命保护下才转危为安。比如，秋掌柜在被审讯过程中，为保护余则成，当着他的面咬下了自己的舌头；地下党员廖三民也为了保护余则成，抱着李崖跳楼自杀。

这是《潜伏》反映的我地下党员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故事。下面，我们介绍两位我党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地下党员。一位是熊向晖同志。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1943年，熊向晖同志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1947年7月，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但已无可奈何。1949年11月，熊向晖同志接到周恩来同志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同志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后来，熊向晖同志长期在外事战线工作。退休后，于1983年至1987年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2005年9月，在北京逝世。

另一位是郭汝瑰同志。他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了组织联系。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并重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秘密会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同志。从此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投入了隐蔽的情报战线，不畏艰险地在国民党心脏部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源源不断地将绝密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中央，并在敌人堡垒内部瓦解国民党军队，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屡建奇功。而与此同时，郭汝瑰同志的行动也引起了杜聿明的怀疑，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之后，郭汝瑰同志被蒋介石任命为七十二军军长，并在战场上率军起义，回到了解放区。

这样鲜活的例子在我党历史上还有很多。那么，中国共产党靠什么吸引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国民党党内人士？靠的就是理想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