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吏传》中的廉洁观

自《史记·循吏列传》首开记录奉职循理官吏的风气，汉以后的朝代几乎都会在其正史书写中加列《循吏传》，以彰吏治的理想境界。费枢，字伯枢，成都人，徽宗宣和年间进士。绍兴十六年（1146），他以左朝散郎的身份在归州（今湖北秭归）任职，又累官于黎州（今四川汉源）。有感于徽宗朝的政治环境，他编撰的二卷本《廉吏传》专门摘选了春秋至隋唐年间以廉洁奉公而闻名的官员事迹，并加以品评，意在讽励当世，重振廉吏的精神品格。该书现存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和《钦定四库全书》刻本。

廉乃为政之本，兴衰之所系

《廉吏传》的开篇就回顾了西周时期以廉为吏治之本，用“官府之六计”（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评判群吏的制度。费枢解释自己的《廉吏传》之所以从东周开始，是因为西周时期“上以节俭化臣下，下以行义励风俗”的良好风气在东周不复存在，廉吏由曾经常态化的普遍存在转变为具有特殊性的可贵存在，从而有了被记述的必要。在他看来，周代以来的吏治都以廉为本，而朝代的更迭兴衰与廉息息相关。

《廉吏传》以朝代为界分为九个部分，所列人物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列国廉吏传》记述了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依旧坚守道义的廉吏事迹。费枢认为，从诸侯国官吏的行为就可以看各国实力的强弱。《西汉廉吏传》指出汉武帝显扬《六经》使得士人重新重视道德操守，使世人重知礼义廉耻。此传的序言表明，吏治之廉需重兴经典，用圣人之道引导世人之行。《东汉廉吏传》特别强调倡廉需要做到上行下效。作者认为，“天下之民俗常系于士，而士俗未尝不因于时。而人君造时。”光武帝生长于民间而知悉百姓疾苦，亲身力行廉洁勤约，开出清正尚廉的政治风气，引导了当时的士俗与习俗往更为高洁的方向发展。《魏吴蜀廉吏传》中记载三国时，尚保留着光武中兴的廉正遗风，以“清规廉操见称于时”的人遍布各国。而魏、蜀、吴之所以能各自称王，关键在于他们在立国之初并没有丧失道义名声，能够各自团结名臣子孙、名节之士。

在《两晋廉吏传》中，费枢论两晋能立而又能绵延的根本原因在于任用廉吏，廉能兴国在南史中也可见一斑。《南史廉吏传》中写道，清修高洁之士在每个朝代都有，但能让他们屈身作吏的原因是国家有道。南朝时期的宋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而这也是它能够如此兴盛的原因。《北史廉吏传》中，费枢十分欣赏北朝主政者能通过兴礼作乐，修帝王之政的施行，认为这一做法使得北方风物与南方相合，却能保持质朴不染江左靡丽之气，使得怀材励行之士能“多砺廉隅，敦崇风节”，践行节俭素朴的操守。

隋朝持续时间太短，而政治并不算清明，所以《隋廉吏传》所录廉吏不过数人。与之相比，唐代由于推行制举制度，且不同的君主虽然好恶不同，但都求贤若渴，所以《唐廉吏传》中所录的人物最多，唐朝的国祚也绵延近三百年。

概览费枢为各代所做小序可见，明君尚廉、国家有道、治理有方是廉吏涌现的必要条件，而廉风之振、廉吏之兴，则能化一国的士风世风，起到兴国安邦的作用。

廉乃君子之道，民生之所仰

廉是古代士人追求君子之道必须坚守的道德操守之一，虽然在具体的施行中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旨归都是国计民生。廉吏既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家族中的重要成员，更是具体的个人存在。《廉吏传》中记载的大量廉吏以君子之道修身齐家，明情义之辨然后公正裁断、选贤举能，达到以德服众的效果。

君子之道首先体现在限制自己的私欲，让富于民。齐国大夫晏婴深知“利过则为败”，他有感于赋税制度的严苛，提倡限制私利——百姓往往用力三分，其中两分上交国家，自己只用一分维持衣食。同样感怀民生多艰而节俭度日的还有楚国令尹斗子文。他深刻认识到用百姓的劳动成果富足自己的行为终会招致灾祸，君子必要先明礼义才能接受俸禄。《廉吏传》还记载了鲁国博士公仪休拔除家里种植的可口蔬菜，烧毁织机，赶走织娘，意在杜绝家人借助富贵的资本与百姓争利的事迹；南朝宋国太守虞愿在任上不经营产业也是出于不与民争利的考虑；西汉大夫朱邑“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馈”，家中无余财；东汉杨秉“有三不惑”，谓之“酒、财、色也”，将清廉家风传至后代。此外，还有唐代的阿史那杜尔不征收边关赋税，郗士美在任上自出廪钱而市物自给，崔戎在贫地减免税赋、绥招流亡、散钱军中。

君子之道也体现在公正裁断、选贤举能之上。魏戊委婉劝谏父亲退回贿赂，贡禹建议朝廷废除赎罪制，朱博明察下属私收贿赂，翟方进揭发贵族豪强在工程中营私受贿的事实，李尚隐三入御史台弹劾失职者却始终注意量刑适当。这些官吏善用法律，是廉吏中裁断公正、品行刚正的代表。王丘任考功员外郎时剔除滥竽充数者，而考教真才实学，其采录之精明“自武后至数十年来”无人能比。这些官吏谦逊有节，是廉吏中选贤举能、知人善任的代表。又有如和洽一样的官吏，反感“士大夫故污辱其衣”的故作节俭，率直进言廉洁之风应重修身，以习俗教化，以中庸为贵。

君子之道还体现在明辨情义、推行忠恕之上。有的官员太过耿介而不被看重，有的官员虽然刚正不阿、不受贿赂，但常有不通情理之处，以至于苛责太过，被指责为酷吏。真正受人尊敬的廉吏深谙情义兼顾和忠恕之道。如薛宣兼顾情理，使得过错者辞官谢罪而无怨言；如伯夷不满兄长受贿，以自己的廉洁行为感化兄长；又如范术曾体谅宽恕逃亡罪人及其家小，将他们编入户籍，平一方久乱；还有如唐太宗处理长孙顺德之贪，不因一时过错而抹杀一个人的全部，给人以改过的机会。此外，不少廉吏表现出逊让的美德，如阮长之始终在芒种前卸职，以便下一任官员能拿到当年的俸禄；张堪将先父遗产让与侄子，所获战利品皆上报君上，自己不取分文。

廉可教化乡邻，感化夷狄，传承家风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多民族杂居的传统，中原帝国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悠久的吏治历史中，廉吏既能以其卓越的能力治理社会，受百姓爱戴、受君主赏识，又能以美好的品德修养教化一方、形塑家风。

廉吏首先是要以身作则，所以他所到之处，不轻易使用刑法却能树立威信，肃清一地风气。譬如西汉时期，尹翁归不畏惧权臣的族人家奴，秉公执法，阻止他们为害地方市场，肃清贿赂风气。再如东汉时期的钟离义，他拒绝接受被没收的赃款，认为这些来路不正。又如同时期的吴祐，他在地方任职时实践“仁简”之道，深得人心。即使是当地的啬夫，也能在劝阻下惭愧自首，后悔自己私下收取钱财，欺骗府君。

廉吏精神品格的感染力也体现在边境治理中。张奂帮助羌人击退南匈奴而婉拒赠与，正身洁己，在当地树立起威望，后担任护匈奴中郎将，使边境三州保持安定。孙谦认为，“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尔。”他治理边境不多浪费国财兵役，以情礼教化为主。此外，还有陆胤治岭南，杜暹使突厥，归崇敬美名远播东夷，范希朝平党项、室韦等一系列地方治理，靠的都不仅仅是武力制服，而是廉吏们所营造的良好风俗对他们的感化。

被选为官吏的读书人往往会成为其所在家族的模范典型。正所谓“为其有之，是以似之”，有的廉吏继承先人留下的清正家风，将其发扬光大。如崔玄暐、裴宽、李景让等人继承先人家风，廉洁守正；韦夏卿怒斥堂弟收受贿赂有违先人遗德。有的廉吏则以自身美德形塑家风，从而教化乡邻。孙叔敖去世前告诫儿子选择贫瘠的封地，使得家族得以在乱世绵延；裴昭明轻财重教，奉行“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李袭誉散财于同宗，但留薄田于子孙嘱其自立，不要依赖他人；吴隐之节俭的生活状态使得子孙不以贫乏为耻，以至于他们一家将廉慎洁谨为家法，廉吏辈出。

《廉吏传》通过评述春秋以来的众多廉吏事迹，展现了中国传统廉洁观的丰富内涵，书中传达的廉正德行、君子品性和高尚精神，体现出廉洁观深深影响了士人修身、国家治理和社会风气等多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