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兴：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 党建 − 文稿 − 报告 − 宣讲家网

戴立兴

戴立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一、关于“两个答案”的提出

“窑洞对”是党史上的著名故事，说的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2021年11月1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谈及“窑洞对”，认为“窑洞对”中提出的“人民民主、人民监督”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一）关于第一个答案

1.问题的提出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展开了深入思考。

一是1944年的“甲申对”。1944年3月，《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4月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1644年3月，李自成率兵打进了北京城，大明王朝宣告覆灭。坐上皇帝宝座的李自成开始陶醉于被人山呼万岁的氛围之中，他的部下争先恐后地论功行赏、纵情声色。这种情况仅仅维持了一个多月，大顺朝便被吴三桂打出了北京城。这一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在多个场合提醒人们要引为鉴戒。延安整风期间，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二是1945年的“窑洞对”。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志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做客，问他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同志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是1949年的“赶考对”。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同志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三次重要对谈，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实践路径依赖——“人民民主、人民监督”。

2.人民监督的伟大实践

（1）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实践

一方面，强调要发扬人民民主、鼓励群众参政。瑞金时期，建立工农代表大会和工农检查委员会等组织，推行全民监察，保证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对此，当时有新闻报道指出，在“‘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但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区群众已经认识到其参政权利，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更是可以直接选举委员，甚至出任政府官员。另外，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中，详细阐发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强调听取群众意见。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推动“三三制”“普选制”，要求党政干部必须接受人民的检查和监督，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倾听和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保证人民群众监督、控告、检举揭发，乃至罢免政府官员的权利。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要“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体现出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建立群众检查监督组织督促各项工作开展。比如，在苏区的扩红工作中曾出现强迫命令和红军家属优待不到位的情况，工农检察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和处理。在苏区主要机关单位和街道路口放置群众意见控告箱，检举政府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腐化现象，另有突击队、工农通讯员、轻骑队和群众法庭等群众性组织厉行监督责任，《红色中华》等杂志亦开辟人民监督专栏。1934年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公布节省运动成绩时，曾得出“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之结论。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先后撰写《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论联合政府》等文章，阐述健全民主集中制，通过加强群众监督以惩治腐败和破除官僚主义的理论构思，并领导建立司法制度，完备民主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监督检举权利的实现。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都要发扬“两个务必”的作风，接受人民监督。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贯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主张。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骂群众，压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鼓励人民群众积极监督和检举，防止党内出现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要求党政干部革除特权思想，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2）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实践

邓小平同志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出发，强调要拓宽党政事务的公开形式，以便更好地接受人民监督，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和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角度来论述党为什么要接受人民监督。1957年，邓小平同志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议题，认为位居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威信很高、权力又大，一旦犯错误，波及面和消极作用会很大，为了尽可能不犯错误，就必须接受人民群众及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否则，就极易产生片面性，非犯错误不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指出，推进人民监督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的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人民有权依法进行弹劾、控告以及罢免和撤换。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推动下，《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等党纪国法陆续出台，建构起较为严密的监督体系。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实践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了党重视人民监督的优良传统，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让人民监督权力”。此后，人民监督的方式与方法不断丰富，除改进和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信访制度的监督职能外，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式监督网络也在持续健全并产生影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将人民民主和监督事业推向前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会又专章论述了这一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加大党务政务公开力度，提升领导干部接受群众监督的自觉性，为群众进行监督和评议畅通渠道，决不能以“批评”抵制批评。

在实践层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续提高群众监督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将群众力量深度嵌入权力监督的制度设计中，推动群众监督制度与巡视制度的融合共进，出台《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等政策文件，推动了人民监督落到实处，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