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3）

（二）历史背景

1.古代氏族和雅典城邦的全过程民主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全过程民主在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就产生了，这就是原始的民主。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只能结成氏族群体，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并按照民主的方式，共同讨论和决定氏族社会的公共事务。这样的民主，由于氏族成员充当了民主主体，置身于民主发展的始终，参与民主的每一个环节和活动，因而自然而然地表现为全过程民主。在氏族社会里，作为全过程民主的第一个环节和活动，就是选举产生氏族的酋长与军事首领。氏族全过程民主的第二个环节和活动，就是民主商议和决定氏族内部的公共事务问题。氏族全过程民主的第三个环节和活动，就是进行民主监督和罢免不称职的酋长和军事首领问题。

进入奴隶社会后，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在雅典城邦，实行主权在民原则，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社会管理公民有责，人人皆须参政。雅典五百人议事会的议员，就向其所有的公民开放，按人口比例确定名额，经过抽签大家轮流担任公职。雅典的公民大会，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穷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争与和平等公共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员。总而言之，雅典城邦的民主在选举、议事、监督和罢免等所有的民主活动和环节方面，公民都直接参与，实行了全过程民主。

2.全过程民主在近代西方的转变及其衰败

古代氏族和雅典城邦实行的全过程民主，由于是每个氏族成员和城邦公民全程的亲力亲为，因而也称为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有地域和人口的局限，它只能在氏族居住的窄小地方和城邦的小国寡民中进行。随着欧洲迎来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各国建立的现代国家不可能只限于类似城邦的狭小区域，这就使得建构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与原初的全过程民主产生了突出矛盾。为了寻求解决矛盾的出路，洛克、潘恩、约翰·密尔等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提出代议制民主理论，推动了由全过程的直接民主形式向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形式的转变。在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探索和倡导下，西方国家纷纷形成了代议制民主制度，确立了公民拥有一人一票的权利，每隔4-5年选举由两个政党或多个政党推选出来的候选人，把他们选进议会和政府的基本形式。公民在选举完成后，把国家事务的管理交给选举产生的代表，便不再参加民主政治活动了，这就使得全过程民主功能逐渐丧失。

西方国家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实践，固然解决了在国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如何实行民主的问题，具有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代议制民主采取的是间接民主形式，排斥了全过程民主的直接民主形式，留给人民的只有选举，人民成为一种投票机器和形式摆设。“一人一票”的选举活动表面看似公平正义，却无法遮掩“金钱政治”的肮脏丑恶。当代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还引发了议会中的党争，不同的政党出于一党私利，使明明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决策久拖不决，效率十分低下。

3.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基本口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斗争。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赣南、闽西开辟了苏区中央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其中规定：“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即边区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它的代表组成是共产党员、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形成的广泛民主的抗日政权，让群众有说话、办事的权利，让民众的意志和主张得到更好的彰显。当时，我们党创造了很多适合老百姓的投票方式，比如投豆子；为了保证老百姓的意志得到充分表达，我们党还采取很多措施以保证选举的公开透明，比如让候选人背对着碗，碗上盖一张戳了窟窿的纸，老百姓把豆子投在候选人身后的碗里。这是我们党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探索。

1945年7月，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同志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了职权，县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省级和设区的地级市人大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这些规定有力地推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与此同时，基层人民民主不断创新发展，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行了城乡居民自治组织的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提供指引和遵循。

（三）实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与他在地方工作期间的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

《习近平在正定》一书的封面是一张大家都熟悉的照片。照片中，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坐在一张桌子前听一位老大娘倾诉。那时习近平同志经常在正定县大街上放个办公桌，跟群众面对面，直接倾听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

21世纪初，浦江县是一个信访大县，仅2002年全县受理信访就达10307件次。2003年9月8日起，一则预公告在《浦江报》头版连续刊登三天，轰动全县：9月中旬，省委主要领导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将与浦江县领导一起接待群众、处理信访。一周后，又公布了接访的具体时间、地点。短短几天时间，全县预登记的来访群众就达到429批。此次接访地点设在浦江中学，9月18日一大早，近千名来访群众涌向浦江中学，蒋星剑冲在最前面，他反映的问题是20省道浦江段拓宽改造，他说：“这条道路年久失修，事故频发，给山区企业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在此之前，蒋星剑作为县政协委员，每年都在政协会议上提这个问题，已经提了整整13年。习近平同志一边听，一边摊开地图，仔细查看线路，还请坐在一旁的省交通厅厅长提出解决方案。听完意见，他当场拍板：这是一条山区群众的“小康之路”，不仅要建，而且要建好。此后，设计、论证、会审、招投标……不到100天时间，改造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2003年12月29日，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经过600多天的艰苦奋战，全长19.8公里的210省道（原20省道）浦江段于2005年10月全线贯通。蒋星剑的经历并不是特例，此次共接访436批667人次，当场解决91个问题。当时有的群众没有登记也赶到接访现场，习近平同志毫不犹豫地说，不管事先有没有登记，来的都要接待，特别是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的群众，更要接待好。

（四）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

在众多的民主理论和政治体系中，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民主理论和阐释，是由19世纪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权力归属问题上正本清源，廓清了国家权力的本质、来源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上的重重迷雾，使人民回到主导国家权力应有的位置。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新形态，是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和本质特征的民主类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民主理论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一，民主制是现代国家制度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其二，马克思强调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列宁进一步强调要建立“新型民主制”和“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列宁还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是要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冲突、不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