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坚持极限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持极限思维，是党中央提出的全新要求，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所谓极限思维，就是在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将所思考的问题及其条件进行理想化假设，当假设被推至极大或极小的极端状态时，问题的本质便会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暴露出来。极限思维与数学的极限思想紧密相关，它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其中蕴含的丰富辩证法思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坚持质量互变原则，把握战略风险趋势。运用极限思维将一种变量推至极限状态的过程，就是量的积蓄引起质的飞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借助变量的放大或缩小，能够透过林林总总的表象逐渐接近事物的本质与真理。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敏感复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也随之明显加大。国家安全问题涉及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安全等诸多领域，领域之广、范围之大，使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和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各领域的领导干部要熟练运用极限思维，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匿其中的风险挑战，既要对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保持如履薄冰的警惕，也要密切关注具有全局性质的重大风险，做到常观大势、常思大局。如不掌握极限思维，很可能会低估各种矛盾风险挑战的艰巨性，且不能准确预测矛盾风险的叠加、演变与升级，小的矛盾风险挑战会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会升级为区域的或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的矛盾风险挑战会演化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会转化为政治的矛盾风险挑战，从而危及国家安全稳定。

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极限是有限与无限的边界，而有限与无限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体现着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维护国家安全时，一方面，在做到关注积极因素与有利因素的同时，也要关注到不利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提高对影响国家安全的不利因素和消极因素的预警能力，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挑战及其原因做到心中有数。凡事从最大的坏处着想，做最糟糕的打算，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思想准备与工作准备。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主体自身的能力，既要考虑“力所能及”，又要考虑“力所不能及”，把握好有限与无限的关节点与临界点。超越了主体的有限性，就会存在凡事大包大揽的越位现象；而达不到主体的有限性，便会出现未能恪尽职守的缺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大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领导干部要在其位谋其事，以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将防范风险的责任推给上面、留给后面或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不越位不缺位，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坚持积极思维而非消极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极限思维不仅要预料到最坏结果，更要在最大风险来临之前有所作为，是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突发事件的积极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在当前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各种考验会只增不减，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领导干部要充分预判极端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可能会带来的恶劣影响，该准备时准备，该斗争时斗争，“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和“不预”决定着事物的“立”与“废”，这充分强调了准备工作对于成功的重要意义。时代虽然在向前发展，但真理永不会过时。领导干部要坚持极限思维，发扬斗争精神，以积极的行动对战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保证国家各项工作无论在何种情境下都能保持正常运转，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作者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