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极大促进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③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极大促进

引言

回望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一战也再次昭示人们，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开辟强军事业发展新天地。

“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当时，美国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二战期间即可年产飞机10万架、坦克3万辆，其现役军队装备有3万多架飞机、400万吨位的军舰；新中国却连步兵武器都难以生产，我国陆军拥有的武器差不多都是缴获的杂式枪炮，产自十几个国家，空军只有60余架可用的作战飞机，海军只有4万吨位的破旧舰艇。我军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以至于当时在战场上形成的局面，被形容为“一军对三军”，即陆军对付敌人的陆海空三军。

回顾那场战争，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有英雄的事迹和伟大的胜利，还极大推动了我军现代化进程。通过战争实践，我军上下都充分认识到现代战争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将其称为“第一位的工作”。后勤部门的结构也由单一的供给部门，变为包括防空、工程、通信、供给等多部门的合成大军。根据朝鲜战场急需，中央采取了“边打边建”的方针，重点是突击建设空军、炮兵，同时也建设装甲兵和其他技术兵种。如我人民空军从战争初期只有60余架作战飞机，发展到战争后期的3000余架作战飞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我军开始由以步兵作战为主向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转变，开始进入初级现代化战争阶段。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军不仅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积累了现代局部战争的重要经验。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

抗美援朝战争之前，美国军队对中国政府“不要越过三八线”的警告置若罔闻。他们认为，中国国力太弱了，中国军队只是一支有着“糟糕历史”的“衣衫褴褛”的部队。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对手对中国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了全新认识。

为什么我军能够力挫强敌，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因为我们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种学习不是被动的经验积累，而是对敌情、我情、战场环境乃至战争形态的全方位洞察和掌握。只有基于这样的学习，才能提炼总结出克敌制胜之道。

首先，是“知彼”。“知彼”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只有迅速了解战场上敌人的具体弱点，并采取针对性策略，才能切实提高获胜的概率。1950年11月，第66军与敌在第一次战役中交手后，就写出了《云山战斗经验的基本总结》，对美军特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分析。总结指出，美军的长处是“坦克和炮兵的协同战斗形成了冲击力的主体；步兵火力特别是远程火力很突出；其火炮威力极强且易于机动；运输能力很强”等。其短处则是“步兵弱，缺乏勇敢进攻与死守到底的精神；完全依赖空军、炮兵和坦克；喜欢昼间行动，不习惯夜战和近战；断绝补给立即就会丧失战斗意志”等。基于上述分析，我军迅速调整战术：各部队迅速迂回切断敌补给线；为避免与敌坦克和炮兵作战，不选择主要道路和平地为进攻轴线；山地夜战，必须在周密计划之下各部队密切协同，为此要先派小分队边吹号边进攻，部队主力后方跟进，敌人配置暴露后从侧后突入；等等。这些战术效果显著，为后续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更要“知己”。如果说“知彼”是为了掌握对手的强弱点，那么“知己”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强弱点。如此，才能先隐藏和规避自身弱点，然后以己方强点打击敌人弱点，即“以强击弱”。我军的强点就是战斗经验丰富、战斗精神顽强，善于长途奔袭、穿插迂回，打运动战和歼灭战。在前三次战役中，我军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或出敌不意，或诱敌深入，一度攻占了汉城，将战线推进至三七线，取得了辉煌战果。我军的弱点则是武器装备落后和后勤补给困难。三次战役后，这些弱点被美军捕捉到，后采取“磁性战术”“火海战术”实施反制。敌我双方反复拉锯，最终使战线稳定至三八线附近，交战双方形成战略对峙。

此外，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还要基于新的战场环境，学习新的战争样式。经过五次战役之后，我军意识到，过去长期在国内战争中形成的“大进大退运动歼敌”的打法，在山地崎岖的朝鲜，面对火力猛、机动快且掌握海空制权的美军，已经不再适合。于是我军果断转入阵地战，依靠坚固阵地抗击消耗敌人。为此，我军修建了庞大的地下工事体系，并创造出一套有效的坑道攻防战法。如在阵地防御中，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对每一阵地进行反复争夺，用不断的阵地反突击杀伤敌人；在阵地攻坚中，应对突出部之敌，进行小型攻坚战，稳扎稳打，求得每次歼灭敌一个连至一个营。这种被称为“零敲牛皮糖”的战法，使我军在两年的阵地战中受益匪浅，以至于美军在《韩战决策》中谈到我军的防御战术时说，“中国军队在防御方面比广为人知的进攻方面干得更出色一些”。从过去擅长的运动战，到摸索中逐渐精通的阵地战，这不仅是伟大的创举，更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最佳体现。

“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充分发挥全体官兵智慧，因敌而变、因情而变、因势而变、因器而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取得辉煌战果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首先，是战法战术的创新。志愿军将士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人，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添油战术”。1952年10月，“联合国军”为了扭转败局，发起了“金化攻势”。他们计划首先攻占志愿军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进而夺取五圣山地区；突破中线后乘势推进，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朝鲜战局。时任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的王近山提出“添油战术”，即部队轮番上阵，量敌增兵，边补边打、边打边补；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后，视人员伤亡情况及时增补。后来的实践证明，“添油战术”这一创造性战法，在上甘岭战役的特定条件下是完全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最终，上甘岭由局部战斗发展为战役规模的生死大战。我军以1.1万余人的代价，杀伤“联合国军”2.5万余人，换来了中朝军队防御中线的稳定，也成为谈判桌上的有力筹码。

第二，是指挥方式的创新。战争在规模、样式等方面的变化，除了需要战法战术的改变，同样需要指挥方式的调整。例如，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打仗历来有靠前指挥的习惯，但这种指挥方式已经不太适应朝鲜战场上与美军的作战。志愿军仅仅与美军交过一回手后，在随即展开的第二次战役中，彭德怀便悟出了现代指挥的特点，即派副司令员韩先楚设前方指挥所，通过前方指挥所指挥38军和42军。这其实就是现代战争中常用的委托式指挥。显然，这种指挥方式更符合现代战争的特点。在后续的作战中，这就成了我军经常使用的一种指挥方式。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指挥方式似乎平淡无奇，但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可以说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创新。

第三，是后勤工作的创新。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没有制空权，我运输车队经常被美空军袭击。这导致后方物资堆积如山，前方志愿军却处于物资极度匮乏的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我军创造性发明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物资运输方法，如汽车运输中的“防空哨”，铁路运输中的“片面运输”“合并运转”“顶牛过江”“水下桥”“爬行桥”等，大大缓解了前线的物资匮乏问题。1952年5月31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汉城的记者招待会上感叹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除了“顽强毅力”，后勤部门的智慧与创新，也是确保补给线畅通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