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相融，世界安宁——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相关思考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倘若得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赋能和加持，二者结合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西方所没有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支撑。

一、“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从五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着重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为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指引。今天，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进行现代化价值转换，从而实现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的角度谈一点学习体会。

“第二个结合”具有以下五个方面伟大意义：

一是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新征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开展了包括但不限于延安整风，真理标准大讨论等在内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这些思想解放运动都是“第一个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第二个结合”实际上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又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解放要义之一就是突破以往以西方为中心的束缚，走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失。通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互化”，通过这种有机“互化”可以实现二者的相互成就和彼此肯定，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过滤”而不断完成现代价值转换，从而有助于冲破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迷雾，破除某些人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肤浅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必要的思想准备。

二是提供了“结合”的新思路。“第一个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属于“共时性”的结合，而“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属于“历时性”的结合，“历时性”与“共时性”原本是两个语言学概念，前者偏重于时间的流动性，而后者则偏重于时间的相对静态性，这里用的是其比喻用法。以往“第一个结合”的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中国具体的实际，往往都指向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的实际，这种结合非常有必要，有利于解决当时所遇到的相关问题，而“历时性”的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纵向结合，则有助于从长远上、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改革与建设过程中的长远问题。

三是提供了结合的新对象。以往的“第一个结合”结合对象是中国具体实际，而“第二个结合”的结合对象，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具体实际”可能包含了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综观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华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时代，包含了民俗、戏曲、棋艺、茶道、中国传统乐器、文人字画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各个朝代都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如先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将“结合”的对象从“一时一地”拓展到至少“上下五千年”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结合对象。

四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支撑。有学者曾经研究了佛教在中国传播传承的过程，指出早期佛教刚刚进入中国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实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受欢迎，而是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之所以“水土不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为什么佛教后来能够发展成中国第一大宗教？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佛教在传承传播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所以到了后来就提出了“爱国爱教”，强调“国”在“教”先，而且顺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理念，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很多爱国僧人还组成了爱国僧兵抵抗外辱，正是由于积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吸纳和结合，佛教才得以在今天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尽管不能拿佛教来简单作类比，但佛教的可持续发展仍然给予我们很多启示：一种来自彼域的文化，如果想要在此域更好地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与此域的本土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这样才能够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而做到永续发展。

五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支撑。顾名思义，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是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除了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体中国人民上下一致的共同努力外，还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些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倘若得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赋能和加持，二者结合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西方所没有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支撑。

二、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视角

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之一，是由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等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如何通过相关媒介劝服人们接受相关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理论，这种理论侧重考量大众传播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罗杰斯认为，创新是一种被相关采用主体视为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创新扩散是指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主观感受到的是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所说的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信息被传播，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构建过程，使得创新的意义得以逐渐显现。创新扩散一般包括以下五个基本阶段：议程设置阶段、匹配阶段、重新定义或重组阶段、清晰化阶段、惯例化阶段。“第二个结合”乃是一种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启了“议程设置阶段”，本讲主要是做一些相关的“匹配”性工作，并且尝试对“第二次结合”的对象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些重新定义或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