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相融，世界安宁——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相关思考（2）

三、中国传统文化相关文明与“第二个结合”之匹配举要

（一）中国传统文化之政治文明与“第二个结合”之匹配举要

政治文明有以下三个含义：一是政治形态，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种得以产生并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二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所谓文明通常可以与进步同义。三是政治的发展，文明本身是一个代表着发展的概念。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主制度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理念、做法、经验值得我们加以创造性汲取和创新性转换。

1.政治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认同国家统一，而不认同国家分裂。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在与梁襄王对话时曾经非常严肃地说过“天下定于一”。正因如此，历朝历代凡是有作为的主流话语层，包括各个层级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群体都对统一充满向往。从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到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其实都是对“统一”的讴歌。

2.政治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国家必须有一个中央政权对国家进行统一集中领导，而且这个统一集中领导就体现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如果说先秦时代的最高统治者还是“盟主”的话，那么秦代以后，包括秦代最高统治者就是“君主”了。至高无上的君主，他们至少拥有以下四种权力。一是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的权力。具体来说，就是代表地上的臣民与“上天”进行沟通，每年定期举行“祭天”活动。二是对外宣布战争的权利。清代甲午战争时，虽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拥有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权，但是，对日本宣战的诏书上加盖的还是光绪皇帝的御玺。三是所谓的“升降权”或者叫“任免权”。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最高统治者往往手中都握有对于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的任免权，而对一些中、低级的官员则往往采取在他们到各地方任职之前亲自接见，来体现最高统治者“任免权”的权威。四是“生杀权”。今天的死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在封建时代，虽然也有“大理寺”这样相当于最高法院的部门，但是每一个死刑犯是否处决由皇帝最终决定。正因如此，才有了唐太宗放390死囚回家过年和嘉靖皇帝迟迟不对因犯颜直谏被打入天牢的海瑞下达死刑执行命令等等佳话流传至今。

3.法制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悠久的法治制度建设传统。其中有很多可以作为我们现在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时的借鉴与参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制度文明核心有三点：一是重视法律制度建设，二是重视严格执法，三是重视相关监督。

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纵观中国历史，至少从秦代开始，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般都非常重视本朝的法律制度建设，往往在王朝刚一创立的时候，就开始着手组织人员制定本朝相关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无不有以其朝代或年号命名的相关法律，比如说《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汉律》《唐律》《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等，而且有些封建最高统治者甚至还亲自主持制定相关的法律实施细则，比如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就曾经亲自主持制定了相当于现在的刑法法典的《大诰》。

重视严格执法。很多人都看过传统戏剧中的“包公戏”，对其中的包公所主管的开封府有三口铡刀，分别是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还对包公用铡刀铡掉犯法的驸马和皇亲国戚留有印象。有人说“包公戏”毕竟只是文学作品，真实历史上的包公并没有铡过犯法的驸马和皇亲国戚。但是，包公没有做过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没有做过。比如，东汉初年，董宣被光武帝刘秀任命为洛阳令，洛阳是当时东汉帝国首都，所面对的都是皇亲国戚或者高官显宦，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到铁面无私严格执法，难度可想而知。董宣上任后不久就发现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仗势杀人，董宣在查清相关事实后就逮捕了湖阳长公主的仆人，并当场将其处死。湖阳长公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她的地位和尊严的挑衅，于是就向皇帝刘秀告状。皇帝想让董宣向公主赔礼道歉，但董宣认为自己没错，坚决不从，皇帝只好让人硬按着他给公主叩头，但董宣却挺着脖子绝不低头。最后董宣不畏权贵、宁折不弯的浩然正气深深地折服了光武帝，对于他不顾皇家体面、阻拦公主车驾、当街格杀公主仆人的行为不予追究。

重视相关监督。二十大报告要求，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其实中国古代就建立了巡视制度，并且还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官职，比如巡抚、巡按、刺史等。

4.民主文明

民主文明首先是民主理念文明，这里所说的民主理念可以大致分为几种，一种是有一定“参照物”的民主理念，比如说将“君权”或者“国家”视为“民”的参照物而提出来的一些“民主”理念。比如，孟子就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理念。第二种就是把“民”与国家的稳定联系在一起而提出来的“民主”理念，比如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再比如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等。

除了民主理念之外，就是相应的民主制度建设尝试，这些民主制度大概有三种建构方式，一种是“自上而下”建构的，一种是“自下而上”建构的，一种是“平级之间”相互建构的。

所谓“自上而下”建构的民主制度，最典型的就是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采风”制度。今天我们提到“采风”，往往以为它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概念，其实最早“采风”是和民主政治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西周王朝推翻了殷王朝之后，亟需了解各地的相关情况，就自上而下派出了一些人员到各地了解民情，称之为“采风”。采风的目的一是“观俗”，二是“观政”，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俗”的目的也是为了“观政”。

“自下而上”制度有很多，其中很有名的，比如“登闻鼓”制度。“登闻鼓”顾名思义是一种“鼓”，这种“鼓”一般设置在封建王朝的首都，其主要功能是供民间老百姓来反映自己的疾苦和冤情，就是帮助老百姓“告御状”。相传尧舜之时，就有“敢谏之鼓”了，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击鼓上言。

除了上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之外，中国古代还有“平级之间相互监督”的民主制度，就是各级政府部门相互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一个政府部门内部主要官员和次要官员之间的相互制衡。

（二）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文明与“第二个结合”之匹配举要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加以概括，那就是“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礼仪以周为最，中国古代一般推行“周礼”。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喜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祀先师、先王、圣贤；乡饮、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包括五祀、高禖之祀、傩仪、诞生礼、冠礼、饮食礼仪、馈赠礼仪等。

《论语》中有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视”就是不要去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因为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而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或者做出一些不当的举动，就有可能导致一些不好的结果出现。例如，春秋时期齐顷公为了让母亲开心，取笑外国使节，竟引起了一场多国大战。根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当时的四国使臣分别是鲁国使者季孙行父，是个秃子，晋国使者郤克一只眼瞎了，卫国使者孙良夫是个跛子，曹国使者公子首是个驼背。于是齐顷公还派同样的残疾人去引导宾客：“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史记》记载：“使郤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这种赤裸裸的侮辱结果引发一场原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非礼勿言”是指一切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言语都应该遵循相应的“游戏规则”。比如称呼别人或别人的家人、亲属、朋友时要用敬语，而称呼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亲属、朋友时要用谦称。敬语往往有以下几类，一是不直接称呼对方本人，而是称呼对方所处的那个建筑物或空间，比如称呼皇帝为陛下，称呼亲王为殿下，称呼官员为阁下，称呼有一定身份的人为足下。二是使用一些具有美好含义的词语称呼对方，比如，令、尊、华、台、贤、芳、大、惠等。而在称呼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亲属、朋友时所用的谦称一般采用拙、小、薄、贱、鄙、敝、愚、忝、家、浅、舍、寒、不、寡等。

“非礼勿听”就是一定不要去听不应该听到的东西，否则，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可能会给听者带来严重后果。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短短324个字，被认为具有中和之美、自然之美、变化之美和刚柔之美，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他所出身的王氏祖籍属今天山东临沂，古称琅琊，他有一个长辈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叫王敦，在当时地位非常显赫，担任大将军、江州牧，但这个人一直想要谋反。因为他比较喜欢王羲之这个侄子，所以经常把年少的王羲之带在身边。有一次王敦在家里与几个亲信一起商量如何造反的事情，一时兴起，竟然忘记了屋里边还有一个小孩儿，也就是他的侄子少年王羲之，商量完之后，冷静下来，王敦突然想到，这等谋反的事乃是抄家灭族的行为，所以他就提着一把宝剑到屋里查看，他的本意是，如果发现王羲之听到了他们商量谋反的事情，那就要把这个侄子杀掉。而王羲之听到了叔父这番大逆不道的言论至少有三种选择，一种是像一个“好奇宝宝”那样缠住他的叔叔王敦，问“造反”是什么？是不是很好玩儿？第二种就是装作没听到没什么反应；第三种就是装作没有听到但要想办法让王敦认为他没有听到。一般的小孩儿可能会选择第一种或者第二种，但王羲之选择了第三种，因为他知道如果被他叔父王敦发现他听到了他们造反的言论，很可能会危及生命，王羲之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立刻脱掉了自己的衣服，然后蒙上一床被子，并且在被头上面儿吐了很多口水，弄散了自己的头发，做出一副酣睡的样子。王敦进来一看王羲之这副模样，以为侄子一直在酣睡，就放下心来，没有怀疑王羲之，王羲之也因此而逃过了一劫。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非礼勿听”的重要性。

“非礼勿行”就是人们的言行一定要遵守当时所在社会的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如果一旦超越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很可能就会给相关行为主体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刘备、曹操和孙权是三国时代三位最顶级的历史人物，如果论个人的文治武功以及对当时社会的贡献，曹操无疑是最厉害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确，在曹操的努力下，当时的中国北方逐渐恢复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以往那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为什么《三国演义》以及后来的中国传统戏曲里，把曹操丑化成一个大奸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曹操的行为突破了“非礼勿行”的做人底线，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不像一个当臣子应该做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之物质文明与“第二个结合”之匹配举要

物质文明包括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等累积下的成果。农耕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层一般都特别重视土地的重要性。有所谓“有土即有民”这样的说法，“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在成为“晋文公”之前，重耳因为受到迫害，流亡国外。在流亡途中，有一天又渴又饿，来到了一个村庄向当地的一个农民乞讨东西来吃，那个农民不知道是没有听清楚重耳说的是什么，还是家里边儿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于是就给了重耳一块儿土，重耳看了勃然大怒，以为自己受到了侮辱而想要惩罚那个农民，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受到了身旁人的阻止。身旁人意味深长地对重耳说，这是一个吉兆，有土斯有民，可能是老天爷看到您颠沛流离很辛苦，所以就派一个老百姓送给你一块土，因为土地代表着权力与人民，所以这意味着您将有机会登上国君的宝座。重耳接下了这块土，后来果然在回到晋国之后，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二是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通过三个“仪式化”来加以体现。第一个就是建设一些具有“仪式化”象征含义的建筑，在中央政权所在地建有表示重视农业的建筑，比如说明、清两代在北京都建有“先农坛”。第二个就是开展一些仪式化的行动或者设置一些仪式化的节日，比如每年选择一天作为重视农业生产的节日，皇帝在这一天率领文武百官前往田间劳动。西周时期，周武王在每年二月二率文武百官亲自躬耕，并将这天定为“春龙节”。到了唐代，二月二被正式定为“耕事节”或“劳农节”，有了合法的节日身份，皇帝要率领百官至田间劳作。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中国主流话语层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第三个就是设置一些仪式化的职务，比如“大司农”，就是分管农业的。除了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之外，还特别重视农业技术对于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先后诞生了包括《齐民要术》在内的一系列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专门性著作，比如《氾胜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陈旉农书》是现存第一部有关南方水稻种植区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书中以水稻生产技术为核心，也总结了南方旱地作物的生产经验。《王祯农书》是中国元代综合性农书，是元代总结中国农业生产经验的一部农学著作，也是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巨著。《农政全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虽然并不像近、现代欧洲那样发达，但也绝非有些人认为的一片荒芜。早在先秦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就以其聪明智慧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发明，这些科学技术发明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服务性，二是经验性。“服务性”第一个特点是紧密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大家所熟知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的发明就是为了方便人们的旅行，后来发展为可以服务于人们的风水堪舆之学。造纸法和印刷术的发明则是为了服务于当时人们的教育和文化传承与传播。而火药的发明是为了服务于当时人们的节庆庆典和驱除仪式上驱除一些邪恶的超自然力量。这些服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服务于和平的生活，而不是战争，所以鲁迅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第二个特点是紧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这一点更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天文科技发明方面，因为在当时为了制衡拥有最高权力的封建统治者，一些天文学家就通过自己的发明对那些行为不检点的最高统治者进行隐秘的规劝。

所谓“经验性”是指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往往都特别注重对于相关经验的总结，这一点在医学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以《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为例。据相关史料记载，东汉末年战乱频繁，各个军阀之间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张仲景为了救治百姓，根据自己的经验，撰写了《伤寒论》，用于帮助民众疗救伤寒疾病。其后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医学工作者的医学专著也都是他们多年行医或者多年进行医学观察的经验总结，而且这些经验总结以书籍的方式刊行，又反过来反哺于相关行业的相关群体，以便帮助行医者们更好地救治民间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