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灿飞：碳达峰、碳中和与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3）

二、中国增长模式的碳成本

（一）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碳成本

大家知道，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仍然是工业化和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城镇化。虽然有人说我们的城镇化已经减速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国家，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的特点，就是依赖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的支撑。

在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碳排放也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国际市场需要大量的我国产品，我国的出口可以说是指数级增长，经济增长被快速拉动的同时伴随着高排放。其中，以煤炭能源为基础支撑的工业化进程，势必伴随着高排放的压力。原煤的碳排放占比可以达到全国能源排放的一半左右，曾经最高的时候达到70%左右，现在约为50%多，未来还要继续下降。等实现了以新能源为主导，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以，能源变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碳排放？我们可以通过学术上的KAYA模型分解碳排放，厘清其与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通过分解，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中，人均GDP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在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中，高耗能产业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如基础设施所需的大量的钢筋、水泥等。当然，这些产业也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总而言之，能源行业和重化工业在排放结构中占比达到80%以上。在制造业部门中，金属和非金属冶炼、压延等相关行业，以及有色金属、化工行业在排放结构中占比较大，尤其是黑色金属行业。可以说，这些行业支撑了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但也形成了最主要的碳成本。

工业化碳成本下降的关键，还是在于新能源的成本。当然，我国新能源成本的下降速度还是较快的。从2010年以来，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和电池储蓄的成本显著下降。如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趋势得以继续，预计到2030年，我国60%的电力能够来自非化石能源，其成本比常规成本降低10%左右。此外，我国电力部门碳排放量将比2015年少一半，成本比正常情况下降低约6%。届时，我国将形成一个比较干净、比较有效率、成本比较低的发展模式。

（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成本

城市实际上也是碳排放的大户。从全球来看，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量的比例约为75%，而我国城市占我国的总量达到80%。城市是一个系统，有各个碳排放的源，如城市边界内部的各种商业、工业设施以及住房等，都会排放很多二氧化碳。同时，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上游需要有各种物质、人员、电力输入，也都是需要耗能的；下游如垃圾处理、废水处理、货物运输等，也一样需要耗能。总而言之，城市是一个巨系统，其中耗能的单元有很多，所以很多专家认为节能减排的主要阵地应该是城市，即城市应该是实现碳中和的最重要的地方。

城市要怎么为碳中和作贡献？是否城市越大，其碳成本就越高？对此，我们展开了低碳试点城市，以研究低碳试点城市的规模对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我们发现，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在下降的。也就是说，大城市的碳效率相对更高。这些试点城市的规模与人均碳排放的强度关系也表明，大城市的人均排放是最低的，其碳效率比很多中小城市都要高。究其原因，应该是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提高了碳效率。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城市群建设能够在减碳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一是结构整体优化，主要是市场规模效应，要素资源和商品得到充分自由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创新能力提升，主要是企业创新研发，推进低碳技术应用，产生持续且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三是区域协同治理，主要是密切城市间关系，强化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带动区域间生态环保协作。尽管不同城市群的绝对排放量存在明显差异，但都表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阶段性特征。简言之，城市群加强了碳排放治理能力，提高了经济效率，延展了规模经济的可能性，促使碳成本下降。

绝大多数城市的碳排放都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经济发展，碳排放呈现一个倒“U”形。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早期，碳排放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碳排放开始下降。其下降原因，主要是经济结构从传统的重化工业、较污染型的产业转向服务业、高技术行业，同时技术进步也在增速，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个倒“U”形关系。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关系，人均GDP达到2.1万美元左右时，碳排放有望达峰，乐观估计达峰时间有望提前5-10年。但是，自下而上的集成模型所推断的达峰条件，却没有那么乐观。尤其是2060年碳中和目标情景下，能源转型顺利与否，关键在于传统的火电项目能否不再新增甚至减少、新能源能否进行有效替代。

目前，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因，我们各行各业的化石能源排放强度显著减少。但是，根据不同的碳达峰年限进行推断，提前达峰虽然有利于控制排放总量，但其经济代价也不小。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提前达峰、选择什么时候达峰，本质上是一个平衡发展的战略问题。此外，空间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每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都不同，各自碳达峰的时间也就各有差异，所以我们也不能“一刀切”，目的只要是最终实现全国碳达峰就可以了。根据模拟结果，河北、黑龙江、辽宁、宁夏没有出现可以预见的峰值，而北京、天津、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湖北、重庆、甘肃、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市、自治区）预计能够实现提前达峰。

（三）从环境影响评估到社会成本评估

关于减排，我们过去只考虑环境影响，而现在则需要考虑整个社会的成本。减排需要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经济代价或其他环境代价，正是我们决策的基础。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计算这一成本？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计算由于碳排放，我们损失了多少；二是通过减排，我们能够节省多少。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决定了我们的减排目标。同时，社会成本显然要比经济成本重要，社会成本包括社会稳定、就业、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但其计算实际上是有难度的。相关研究发现，中、美、印等碳排放大国都面临着比较高的碳排放社会成本，并且以往的碳排放社会成本可能被严重低估了。所以，我们要推动实现碳中和，就必须在决策时坚持减排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