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文化自觉：人文经济学推理（2）

以经济全球化来界定“中国模式”，这是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经济之间共生共荣关系的着眼点。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同样，世界的进步也需要中国的发展，在经济增长繁荣方面，目前中国和世界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和则两利，分则俱损。这种深度共融共生关系，不仅体现在国家经济在整体上的产业链合作，更具体而微地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消费者、学习者等芸芸众生的日常生存生活中。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必然影响到中国乃至全球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民生福祉，也就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合作其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国际合作。

将“中国模式”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发展精神的当代赓续。“中国模式”简单说就是民生为大，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社会主流中的基本价值立场。《大学》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毛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就是以天下治平为担当、以民生幸福为己任的超越性士人精神。传统的天下意识其实就是今天超越家国范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切，这种天下大同理念让中国人相对于国家权力更重视人民广泛认同的治理体系，这也就是“中国模式”的超国界价值来源。

发展经济学是一种比较契合中国当代发展现象分析的学术工具，相对可以有效解释“中国模式”在当前全球经济体中的独特性。不过，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中国模式”所隐含的历史逻辑与文化传承还有待从文化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去做系统的辨析和探讨。

二、文化经济学视野：从历史纵深贯通“中国道路”

对于当代态“中国模式”的深入认知，需要历时态“中国道路”发展演进的大格局与大视野。文化经济学是一种探究社群价值系统与财富价值系统之间关联互动的学术视野，整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的文化与经济研究、中观的文化产业研究以及微观的企业文化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观察与探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启发性的学术工具，借助这样的学理系统，在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经济观偏见的基础上，检视亚洲价值观在全球市场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历史性意义，进而回归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本土文化基因探源，有助于我们树立中国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觉。

1．韦伯判断的欧洲中心主义窠臼

在关于文化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这个宏大命题的研究方面，马克斯·韦伯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被称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圣经，因为他的研究证明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发生并发展自欧洲，是源于其独特的宗教传统与文化基因。一旦缺乏这种独特的欧洲文化土壤，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即便在人类历史上都曾长期辉煌过，但都不适宜甚至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韦伯的这一系列“文化-经济”判断，由于其研究很系统，有立也有破，因此在学术场域中很受追捧。尽管中国的学者群中也有很多对韦伯判断的不认同，但由于中国存在晚清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断裂带，而现代市场经济基本是移植自欧美模式，所以总体上并没能在学术上真正对韦伯判断形成挑战。比如余英时先生用大量历史文献说明中国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士商融合的大量案例，而且有蔚然成风的趋势，但余先生确实无法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社会主流价值的儒家文化能适应并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

韦伯判断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一方面是将欧洲工业革命带动的经济增长效率变革乃至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出现视为“天然”的全球先进生产力代表，另一方面是用欧洲文化的价值标准来量度中国或印度的文化体系，以此来判定是否能产生资本主义性质的先进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经济”决定论，本身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就缺乏兴趣，况且还缺乏对于特定文化传统的耐心细致研究而流于偏颇。比如，马克斯·韦伯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聚焦在儒教和道教，且不说其对这两个学说体系有多深入的研究，对于作为中国传统皇权政治核心意识形态的法家思想忽视，也让他无法真正触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症结，比如商业流通长期受到来自皇权的抑制。

2．东亚奇迹与亚洲价值观

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文化经济说实质上起到有力反驳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在市场经济领域的飞跃式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日本经济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狂飙突进，工业生产值平均年增16%，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11%，到1968年就超前联邦德国进前三，1978年超当时的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日本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的引领下，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这“四小龙”也随之崛起，80年代之后又有“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接力经济振兴。东亚地区现代市场经济跨越式发展在当时就引发类似“东升西降”的讨论，在经济学管理学方面也产生了东方化的建构，比如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提出的雁行模式理论（theflying-geese model）进入现代经济学体系，以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为标识的日本式管理也称为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补充。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的奇迹》报告，把东亚作为经济增长模式提出。这些都表明，东亚这个特定的区域，在文化或宗教传统上迥然有别于西欧，但是可以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东亚奇迹何以发生？是源于欧美资本、市场、贸易等的外生增长呢，还是基于自身的创新累积、本土文化支撑的内生增长？“文化-经济”的内生发展维度解读东亚奇迹的代表性观点是由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这个理论认为，东亚区域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获得成功的关键是其共享的儒家文化传统，比如勤俭和诚信的伦理准则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崇奉集体主义、尊重权威、选贤任能、重文教这些价值理念与威权制度融合促进了国家的整体发展，等等。

东亚模式及其亚洲价值观树立的文化自觉，向世界宣示“儒家文化圈近代危机的原因已经消除或正在消退”。然而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衰退使其对自身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动摇，全面倾向西方经济学思路。中国大陆的整体崛起及其稳定健康的自主发展模式成为真正另辟蹊径具有深厚文化传承底蕴的“中国道路”。

3.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与“中国道路”

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的40多年发展实践来看，如前所述，民生为本的“中国模式”是成立的，那么这种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是制度性变革带来的无意识积极后果（哈耶克意义上的）呢，还是有着深厚的内生文化动能的长效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是否可以有效树立起现代经济可持续的“中国道路”自信？

探讨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效用，这是深刻理解“中国模式”的必然要求。我们对于“中国模式”的规范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中国特色”基础与源流就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对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把握，按照“两个结合”的指导思想，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在新时期，要深刻理解“中国模式”，必须回归到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道统”上来，只有如此，“中国模式”才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只有如此，“中国模式”才能继往开来走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性同时也有全球价值的“中国道路”。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有着显著的历史一贯性，这个有着深厚内生文化动能的社会经济“中国道路”曾几何时被忽略或遮蔽。不仅仅是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的不作为或有选择作为，我们国人也由于种种原因或局限，片面解构甚或完全否定中国按照自己的传统可以开辟现代经济发展之路。比如，很有代表性的一种中国文化经济观是农耕文化及其相应经济特征理论，宣称中国就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农业经济既是中国人小农文化的原因也是结果。毫无疑问，这里忽略甚至是有意忽视中国源远流长的工商业历史及其相关文化价值体系。如果仅有农业传统，如何认识在人类长期的文明史上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总量及其养活的人口都居全球前列，如何理解在转向改革的30多年（1978-2010）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了14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在先秦时期，包括农工商的多元经济发展格局就已经比较成熟稳定，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积极入世治世的大众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始终存在对于国民财富创造、社会合理分配、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的积极经济发展思想传承，这些文化经济观念同样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在开放发展环境中其积极作用会更为发扬光大。

文化经济学给了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独特视野，不仅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教伦理”一元模式拓展到“亚洲价值观”乃至“中国道路”的多元格局，也更有效地坚定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探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过，关于中国发展的模式与道路的探究，不仅要明白它“不是什么”“因何而来”，更要做深刻的“是什么”“要如何”的实质认知分析。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与文化价值传承的人文经济学，对于从本质上理解和探究中国发展道路会有特别的启发性和洞见力，这也是某种意义的“反者道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