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柳荫荫运河岸

漕运时代大运河不仅是王朝生命线，还是一条绿色生态廊道。为护堤抢险，运河开凿之初就不断在两岸种植柳树，延续千年，运河两岸垂柳蓬茸、绿树成荫。千里绿色廊道，成为运河沿线重要的生态景观。特别是明清时期，运河两岸的柳树婀娜多姿、别具一格。与此同时，运河烟柳也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意蕴。

柳荫绿道固安澜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在河堤上种植柳树可以固堤护岸、防御洪水。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度地》中已有在河堤植柳固堤的相关论述：“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据传奇小说《开河记》描述，隋炀帝在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开凿南北大运河时，于两堤上栽垂柳：“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植之。”于是运河两岸广植柳树，“西自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被称为“隋堤柳”。隋亡后，隋堤柳成为寄托王朝兴衰之思的历史意象，如唐代诗人李山甫的《隋堤柳》一诗：“曾傍龙舟拂翠华，至今凝恨倚天涯。但经春色还秋色，不觉杨家是李家。”唐代诗人江为的诗《隋堤柳》盛传于时：“锦缆龙舟万里来，醉乡繁盛忽尘埃。空余两岸千株柳，雨叶风花作恨媒。”

自隋唐之后，运河沿线的河堤植柳更被写入律法。《宋史•河渠志》有“严盗伐河上榆柳之禁”的记载。金元时期都巡河官的职责之一就是“栽植柳榆”。金世宗时期，户部员外郎刘玑曾建议，在河堤上种柳可省每岁堤防之费。明代为了固护堤防，于万历初年在运河两岸广泛种植柳树：“自张家湾以及于瓜仪，循河两千余里，万历初植至七十余万株。后来者踵行之，则柳巷二千里。”明代官员吴仲在重开通惠河时，明确要求运河两岸要逐年种柳以护堤。

清政府对于河堤植柳、种苇、栽草等还有明确的奖惩制度，种得多活得多的，在吏部考评和升迁时要予以奖励，如康熙十五年规定河官种柳奖励标准：“成活万株以上者，纪录一次；二万株以上者，纪录二次……四万株以上者，加一级，多者照数议叙。”各处河营，每兵一名，令每年种柳百株，不能如数栽植者，河营专汛之千总、把总均有处罚规定。

自隋唐至明清，历经千百年不断摸索，政府对固护堤岸已有了成熟的“植柳六法”，即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这六法中，卧柳、低柳、编柳栽于大堤内外斜坡上，类似灌木，“可护堤以防涨溢之水”。堤内近水处，密栽深柳、漫柳，起到减缓水势的作用，用于抵御“倒岸冲堤之水”。高柳之法则是“于堤面栽植，以便牵挽”。此外，堤面上除高柳外还要密栽细草固堤。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清政府规定：“河道堤面阔二丈者，留八尺为行路，其一丈二尺密栽细草。”

为什么漕运时代的王朝统治者如此重视运河沿线的绿化呢？《开河记》的作者列出了三条原因：“一则树根四散，鞠护河堤；二乃牵船之人，获其阴凉；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因为运河两岸河堤绝大部分均用土夯筑或堆筑，两岸又有路上御道，大量种植柳树，确实具有保护河堤和提供行路之人荫凉的作用。至于第三条虽是小说家言，但也源于生活，不全是凭空杜撰。

此外，榆、柳、麻等植被在汛期防洪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金代堤防已经广泛使用卷埽之法，柳树榆树是制埽的主要材料。《河防通议》记载卷埽的主要组成就是杂梢，“即沿河采斫柳榆杂梢，或诱民输纳”。《通惠河志》也记载说，运河沿线要多栽种麻和柳树。麻可以制绳，在漕船上很多地方都能用得上，比如纤绳。柳条可以编织成箩筐，在治理河道过程中供挑夫挑泥沙、挑石头使用。如果遇到溃堤、溃坝，柳条就被用来编成大筐，里面填塞石块，大量抛之便于堵口。这个办法在治理河堤决口等突发情况时很见成效。

春郊烟树绿京城

在上千年不断经营下，运河两岸绿柳成荫，景色宜人。元明清以来，各地修地方志时往往会评选当地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而在运河流经的通州、漷州（漷县），绿柳成荫的景色多次被评为标志性景观。

据康熙《通州志》记载，通州北垣外五里运河西岸有一个皇船码头，是专门停泊皇亲贵胄、为皇帝运输江浙锦缎绣品等物资的船只的地方，俗名叫黄船坞。黄船坞内，绿柳低垂，柳荫下停泊着彩饰龙凤花纹的黄色船只千余艘，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景观——“柳荫龙舟”。许多关于“柳荫龙舟”的诗作中都描写了柳树。试举几例，“御舟连泊俯清漪，垂柳阴阴翠作围”（王宣），“杨柳青青翠欲浮，堤边锦缆系龙舟”（尹澍）。清代通州知州王维珍也有“柳堤飞絮白满天，低荫龙舟景缆牵”的著名诗句。

与“柳荫龙舟”相对应的，清代通州文昌阁十二景中有“柳岸渔舟”景观，时人描绘其：“近水渔为业，浮家一钓舟。笠蓑孤棹雨，杨柳百花洲。”如果说“柳荫龙舟”反映的是庙堂文化，折射出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那么“柳岸渔舟”所描绘的则是大运河作为母亲河对当地风土民俗、百姓日常生活的塑造，体现了运河的平民属性以及与沿河两岸居民深厚的情感关联。

曾作为漷州八景之一的“春郊烟树”景观，位于漷县村东运河沿途和运河西岸榆林庄附近，也是以柳树为主体的标志性景观。清代同治年间诗人王维珍描绘道：“树色界远郊，春光散晴晓。深处有人家，炊烟出林杪。”与他同时代的李庆良则对该景观作了更为细致的描绘：“丛树发新绿，村居始觉春。人家聚鸡犬，庐舍护杉椿……翛然城市远，中有太初民。”从诗中可知，这里鸡犬相闻、杨柳依依，一派怡然自得的田园风光。

通州文昌阁十二景中的“碧水环城”突出了当时通州城柳荷环绕的特色：“绕郭荷三面，沿堤柳万株。”“平林烟树”一景中有“古杉留野屋，垂柳护烟墩。林外青旗酒，桥边黄叶村”的描绘。通州八景中“二水汇流”有“旧堤杨柳仍双埠，遥脉源泉飞两龙”的描绘。漷县八景中“长堤回燕”更是绿柳如烟，一片春意盎然：“深院梨花雨，长堤柳絮风。才穿白云去，又入绿烟中。”

碧水绿岸、蓝绿交织的良好生态，也吸引了沙鸥汀鹭等大量水鸟在运河两岸栖息。它们于运河柳林里筑巢，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自由翱翔，不仅自成亮丽的风景（如“远浦飞鸿”“长堤回燕”等），还与运河沿岸景观相映成趣。曾有诗人赞叹“碧水环城”“天际沙明”景观时写道：“鸭头染出碧于油，春水生时草满洲。”“极浦鸥波落，平滩鹭堠堆。”可以想见，每到仲春时节，运河两岸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的怡人景象。

碧水环城文脉长

绿柳成荫的优美环境，加上运河北上南返的交通作用，运河两岸成为京城士民迎来送别、聚会游赏的理想之地，为运河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柳”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对环境适应性强，喜湿、耐寒，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相契合。由于“柳”与“留”、“丝”与“思”相谐，在文人墨客笔下，赠往留别，柳树都是吟咏的对象。古人离别相送的场所多发生在植柳之处。《诗经》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表达不舍之情，“折柳赠别”“折柳寄远”成为道别时的风俗。

自通州城内至张家湾、漷县，运河两边皆是柳树成行，为送别绝佳去处。如元人马祖常《出都》诗称：“潞水年年沙际流，都人车马到沙头。独憎杨柳无情思，送尽行人天未秋。”明代钱塘人陈师在《潞河舟中作》中描绘运河两岸：“夹岸杨柳青可怜，出门仍是葛衣天。乡书不到东吴雁，客梦重寻潞水船。”诗中描绘的潞河两岸，杨柳垂青，一派江南文人送别的景致。明中期吏部尚书吴鹏离京时：“解缆催笳鼓，青春万里行。烟笼堤柳密，江渡野凫轻。独立思王事，无才补圣明。悠悠今古意，只在五弦声。”明末魏藻德通州送别诗中也有“依依杨柳御堤芳，四牡于征将相常”之句。清代戴璿《柳荫龙舟》诗中说道：“长夏浓阴分柳色，满江瑞霭护宸游。丁宁陌上还培植，不是河桥送别秋。”

自明代嘉靖年间吴仲重开通惠河后，两岸杨柳依依、芦苇白萍、渔笛晚舟、怡然惬意，成为人们游赏聚会的重要去处。明清文人在诗文中多有描述，如明代重臣徐阶在《夏日吴侍御邀游通惠河》一诗中云：“柳荫催系缆，欹枕听渔歌。”清代学者完颜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中描述：“……其二闸一带，清流萦碧，杂树连青……日永风和，川晴野媚，觉高情爽气各任其天，是都人游幸之一。”清代文学家震钧在《天咫偶闻》中写道：“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疑在秦淮河上。”清人敦敏记载他的运河游赏：“时或乘轻舠，一槁芦花深处，遇酒帘辄喜，或三五杯，随风所之，得柳荫，则维舟吟啸，往往睡去，至月上乃归。”曹雪芹过世后，作为至交好友的敦敏在庆丰闸畔写下了名篇《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云：“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以柳絮的飘零、流水的易逝寄托对好友的追思之情。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上巳节（农历三月三），旗人麟庆（麟见亭）同钟仰山、文时莽、彭春农等好友到通惠河二闸游览，他们“或泛小舟，或循曲岸，或踏青而径入山林”，回思“晋永和癸丑，感时序之推移，欣闲游之暇逸”，效“兰亭修禊”成就了“二闸修禊”的文人雅事。

柳树寿命不过百年，不过由于维护得当，运河两岸这条千年柳荫绿道一直延绵不息。近年来，《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五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2年）》《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相继出台，“建设全线滨河绿道……形成贯通、便捷的大运河绿道系统”正在有序实施中。这一绿道系统，不仅给北京市民带来生态福祉，更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擦亮了千年古运河的金名片，让绵延3600里的古运河在新时代开启新气象、焕发新活力。

（作者简介：王洪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