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2）

二、“两个确立”的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观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28年，其一分为二的坐标正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中国革命取得了两次胜利，但也经历了两次严重失败，以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没有能够成为正确、坚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也是中国革命走弯路，党的力量遭受损失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同志曾如此评价：“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我们看下当时的具体情况。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中央果断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到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红军在云贵川的万水千山间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遵义会议的伟大精神照耀着之后的中国革命史，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途上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遵义会议之后的14年，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形成、明确和巩固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时期。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虽然我们党有了领导核心，但是在维护领导核心的过程中，也经受了两次历练。一是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中央这一决定是为了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统一指挥问题，毕竟红四方面军拥有8万人马，需要通过张国焘等人指挥。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张国焘并不买账，他想要更多的权力。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又称脚木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另立“中央”，并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的党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但是在1938年4月初，张国焘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毛泽东同志后来讲，我们党中央同张国焘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军阀主义的斗争，其实就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长征途中，在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二是抗战初期，王明回国。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了延安。王明在回国前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地位相当高，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当王明回到延安时，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但是好景不长，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1937年12月之后，王明到武汉领导中共长江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他刚到武汉，不经中央批准，就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文件、发表声明，并拒绝发表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我们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六届六中全会还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要会议，把党的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会议首次完整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1944年5月21日，延安杨家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场长达11个月的会议，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同时，也完成了召开七大所需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开幕。这次会议，正式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意味着，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我们党有了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后，在反法西斯战场和解放战争战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国民党始终没有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代表谁的问题。国民党没有群众基础，失去了人民。二是国民党自身建设的问题。他们从来没做到过团结统一。所以，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了“两个确立”，即“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是一般问题，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关乎党的命运，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