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国推行“负和博弈”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特别是霸权国美国全方位对竞争性大国进行战略打压，使大国间的博弈模式从“正和博弈”转为“零和博弈”，并出现“负和博弈”端倪，这将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革方向。在“正和博弈”模式中，大国间通过良性竞争与互利合作可实现共赢；在“零和博弈”模式中，“我赢你输”“你得我失”的思维方式可能带来“损人利己”的后果；而在“负和博弈”模式中，大国开始以“伤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损人不利己”方式打压竞争对手，其结果将是彼此双输。本文从国际秩序的力量格局、国际规则和价值观认同层面，分析世界格局演变如何导致霸权国美国对其认定的战略对手开启“负和博弈”模式，进而阐释大国间“负和博弈”的行为逻辑和表现方式，及其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消极影响，最后就如何应对和突破美国的“负和博弈”提出战略思考。

世界格局演变和中西文明碰撞，促使美国对竞争大国开启“负和博弈”战略

大国博弈模式和国际秩序变革背后的动因，首先是国家间综合实力对比与战略关系互动，这也是传统国际关系强调的主要因素。当今世界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中最突出的变量是霸权国美国及其主导的联盟体系与崛起国中国之间的实力消长趋势，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国单边格局松动。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单边格局。如今，美国国内外危机不断削弱其相对实力，其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困境。在军事领域，美国在中东地区和阿富汗一度消耗大量战略资源，如今又同时打压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在经济领域，结构性弱点正逐渐蚕食美国经济实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形成规模，美国的绝对经济优势逐渐缩小；与此同时，美国对单边主义制裁的滥用，让美元体系的信用受到冲击。在软实力领域，美国不愿承担全球治理领导者和大国责任，进一步削弱了其单边领导世界的威信。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国是第一个没有遵循西方发展模式（包括政治制度、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文明、国家组织和治理方式），独立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样本，打破了西方发展模式唯一性和普适性的神话。一方面，中国是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示范样本；另一方面，中国治理模式在面对公共危机时拥有比西方世界更强大的组织、管理和自律能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发展模式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西方因中西方差异与隔阂感到不安。

冷战结束后，许多人一度认为“东西方”这一含有明显文化分歧的术语已是过时概念。但随着中华民族复兴步伐的加快，从西方社会对此的负面认知和态度可以看出，“东西方”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仍影响着他们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和排序。在中西方治理模式碰撞中，中国在诸多重大问题上相比西方世界展现出更高的效率，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张更为公正合理。但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依然没有消除，不时炮制和宣扬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使得两种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价值理念之间的碰撞日益激烈。

通过乌克兰危机可以看到，另一个独立自主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端”的大国俄罗斯与中国处于相似境遇。尽管苏联解体已经三十多年，但一个外交和军事具有完全自主能力的俄罗斯始终是美国的忧患。因此，美国不顾解散华约时作出的“北约不东扩”承诺，一步步蚕食原苏联的空间，并不断试图通过政治渗透和颜色革命的方式控制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政权，不断挤压和削弱俄罗斯生存和发展的战略空间。

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无法包容与自己有同等大国诉求的民族国家持有不同想法，不能接受大国立足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及管理社会的方式，而采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和“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方式去看待自己界定的“战略对手”。这成为美国开启“负和博弈”模式的根源。

当今大国间“负和博弈”的行为逻辑及表现方式

美国作为霸权国十分关注新兴经济体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势头，对国际权力结构中彼此力量对比的变化更为敏感。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与其差距正在缩小，感受到压力后，其对华行为逻辑由追求在合作共赢中获取绝对收益，转变为以谋求相对收益为主，挤压中国在合作中的获益空间。随着中国实力继续壮大，美国战略界和精英决策层认为，即便中美合作中美国获得相对收益比中国更多，仍无法阻止中国实力无限接近美国的趋势，而当这种潜力未来有可能威胁美国霸权地位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则进一步变为损人不利己的“零和博弈”，甚至是损人害己的“负和博弈”，即不惜损失合作的收益也要阻止中国长期发展趋势。

首先，美国放弃在建设性领域提供公共产品以获得全球领导者威望及合法性，将战略重心放在政治安全领域，强迫或引导他国选边站队，以破坏竞争大国的对外建设和发展环境。相对实力的衰落和内部问题使美国正逐渐丧失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如今其对多边合作的破坏性明显大于建设性。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公开打出“美国至上”口号，公然从多个国际治理体系中“退群”，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回归全球治理体系，但更多停留在“承诺”而非行动上。在全球公共事务上推卸大国责任的同时，美国在亚太和欧亚地区却以破坏中国和俄罗斯的周边建设为目标进行战略布局。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力图通过挑动中国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给中国制造麻烦的方式破坏中国的周边建设与经营。近年来，中国努力在经济领域、在周边地区做建设性工作，通过“全球发展倡议”理念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地区共同发展目标；而美国则挑起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议题，把中国周边国家注意力向安全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议题上引导，希望以此孤立中国。

美国还纠集欧洲军事联盟体系，整合亚太主要盟伴国，大力强化军事联系，施压令盟伴体系成员“选边站队”以打造集团政治生态。这其中包括大力加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通过基于盎格鲁—萨克逊认同打造“美英澳安全联盟”“五眼联盟”等核心安全机制，试图带动更广泛的军事安全联盟构建，打造美国主导的区域军事安全一体化体系；鼓励北约集团的域外大国干预印太事务，推动它们关注并积极介入台海局势；同时通过与盟国频繁举行以中俄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持续制造地区紧张气氛。

其次，大国间经济关系出现“安全化”，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不再是彼此合作的基础，反而成为打击对方的武器。这种不惜以自伤为代价打压对方的“负和博弈”行为，导致曾经为大国政治关系保驾护航的经济“压舱石”作用逐渐失灵，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不仅难以压住政治关系的“舱”，而且还成为大国间结构性矛盾的突出体现；即彼此间经济关系越紧密，双边经贸联系越广泛，结构性矛盾反而越突出。大国选择将经济问题“安全化”的原因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认为国家间经济合作将损害本国在权力竞争中的布局；二是为维护整体安全目标而将经济依赖关系作为打击工具。二者均属“负和博弈”的行为逻辑。

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性经济打压，并启动产业“脱钩”进程，是其经济“安全化”行为逻辑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美国看来，中国是美国最有力的“战略竞争者”，而美国目前仍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对双方经济关系敏感性更高，对维系产业链的需求更大，一旦两国爆发经贸冲突和启动产业“脱钩”，中国将比美国受到更大的损失与伤害。基于上述判断，美国利用安全理由采取破坏双方经济关系的行为，将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与整体安全相挂钩，基于“负和博弈”逻辑采取各项安全化措施。美国选择以损失自身经济利益为代价，一方面主动开启产业链“脱钩”进程，迫使其主要盟伴跟随其与中国经济“脱钩”和施加软制裁，并加快推行“友岸外包”和“小院高墙”政策；另一方面以双边密切的经贸联系为武器打压和约束中国的发展。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相互制裁不断升级是经济“安全化”行为逻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两个存在紧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行为体之间，彼此经济相互依存不仅不能使双方在分歧和冲突中保持政治上的克制，而且加剧了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担忧。在美俄“负和博弈”的大背景下，俄罗斯与欧盟都选择将彼此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视为可资利用的战略打击手段和逼迫对方妥协的政治工具。从俄欧层层升级的相互制裁来看，经济“安全化”现象在俄欧之间正在成为一种自我实现并升级的预言，即使结果“两败俱伤”也难以改变双方经济“安全化”的行为逻辑。

第三，在国际机制和规则领域，美国为阻止中国继续发展，开始破坏基于开放和多边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规则体系与美国单边霸权共生，20世纪美国的霸权统治也正有赖于其对多边主义机制和国际规则的主导能力。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认为现有规则网络带给自身的超额霸权收益减少，同时却给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发展空间，因而维护现有多边主义国际规则的意愿减弱，甚至在某些领域开始扮演破坏者角色。建立在开放、多边的全球化国际规则网络基础上的霸权治理方式让美国获得霸权超额收益，其前提是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相比，美国相对实力具有压倒性优势和单边控制能力。随着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在WTO等多边主义框架下发展步伐加快，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博弈能力上升，美国单边霸权地位松动，控制全球多边国际组织的能力已不复当年。对于其曾经一手塑造和主导的基于国家间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美国已经不再具有足以支配它的权威。

相对实力的衰落致使美国放弃了通过开放的多边机制与其他大国实现互利共赢的策略，并在相关机制中开始以减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收益和约束其发展为目标。这意味着美国对待国际机制和规则的逻辑由主要追求互利共赢向有针对性压制竞争大国的零和竞争思路转变，此前寻求在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共享收益的“正和博弈”被旨在权力争夺的“零和博弈”逻辑所取代。与此同时，美国开始试图弱化和边缘化开放主义多边机制的功能，另起炉灶构建具有实质排他性的“小圈子”，不但将中国排斥在外，而且以限制同中国经济交往为参与的前提条件来要求其他国家。在军事、金融、国际分工、高新技术、能源和战略资源等核心领域，美国由开放的“全球模式”转变为封闭的“俱乐部模式”，把中国等一些竞争性大国排斥在体系门外，这种由开放多边主义到封闭俱乐部模式的转变，助推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属于大国“负和博弈”范畴。

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推动构建以遏华为目标的所谓价值观同盟，通过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互捆绑意图孤立中国。西方世界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源于基督教一元文化，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传道热情，对外扩张性极强，试图抹去世界文明和制度的多元属性，以达到同质化目标，旨在打造所谓唯一正确的“西方普世价值”，具有明显的进攻性、排他性和压迫性。而这一点在以“天命”自居、宣扬“例外论”的美国清教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之根源，也是其助推所谓“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囿于美西方世界一元论的文化基因，美国将中国这样与自己不同根不同源不同质的文明视为“异类”，将俄罗斯这样与自己同根同源但不同宗的文明视为“异端”。面对一个“异类文明”且选择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国家，美国重拾冷战思维，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强调美国与盟国间的共同价值观纽带，公开给中国、俄罗斯等大国贴上所谓“威权国家”“胁迫外交”的标签。在2022年10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民主”“自由”“价值观”这三个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词汇被提及182次之多，该报告试图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塑造为所谓“民主-专制”之间的两极对抗，促使其盟国与美国一道重塑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从而全面构筑遏华包围圈。美国在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还特别强调要“扩大东盟与该地区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的机会”，企图以所谓意识形态划圈子，破坏中国与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破局大国间“负和博弈”及其消极影响

美国的冷战思维及其“负和博弈”的行为逻辑，是引发大国间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因素和推手，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蒙上了重重阴影。

为了维持全球和亚太地区单边霸权，美国拉拢欧洲和亚太盟国及主要地区大国，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战略围堵，试图把世界重新带回政治集团化生态，不但在欧亚地区引发了“代理人战争”，而且使大国间军事对抗的风险大大提升。地缘政治冲突也导致世界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突出，波及诸多国家出现政局动荡和社会治理困境。在经济领域，美国将经济问题“安全化”和“武器化”的行为，破坏了基于市场逻辑的真正多边主义规则，令本已处于萧条周期的世界经济和困顿于发展瓶颈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境遇更加艰难。美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力图绕开中国，并且向发达国家施压，令它们在高端产业追随美国逐渐对华“脱钩”。彼此相互依赖并且对全球产业链影响巨大的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脱钩”进程，不但严重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通，而且让全球产业价值链受到剧烈冲击，局部处于断裂和重构状态，对世界经济秩序造成深远影响。随着中美在国际规则层面的竞争不断加深，缺乏大国协调的全球及区域治理体系将面临转型。大国“负和博弈”所带来的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排他性多边机制等问题危及国家间合作，导致现有全球及地区治理机制的分裂与失效。与此同时，美国因未能成功将“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西方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大国，便鼓吹并人为制造文明间冲突，并通过打造所谓“世界民主国家同盟”搞意识形态对立。这种试图破坏世界文明和价值观多元性的文化霸权行径，加深了不同文明、宗教和社会观念的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分裂，也因此深层加剧了地区安全的紧张形势。

尽管如此，中国对于建立未来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谋求自身长期发展环境依然具有主动塑造的能力和空间。作为处于复兴进程中的大国，中国要在动荡的国际格局中争取战略机遇期，将主动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一方面，美国正试图整合其西方盟友，打造排除异己的军事同盟、政治集团和经济俱乐部，但另一方面，世界近九成的国家在西方文明体系之外，这些国家及其民间社会对中国崛起打破现有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存在观望态度，对中国发展保持着更多的善意甚至期许，希望看到一个更为多元和平衡的世界，因此，大多数国家倾向于同中国加深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对中华文明持积极和开放性态度。中国团结广大非西方国家是对冲美国打造集团政治让大国互损的有效破局之策。广大非西方国家未来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上升，中国应针对它们的普遍诉求给予更多关切，与这些地区进行深度战略合作。多数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更关注本国的发展和全球公共治理问题，它们或者正在探寻自身发展道路，或者在经济不景气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大都立足于努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因此，这些国家对中美竞争的关注焦点是看谁的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帮助自身实现发展目标，以及谁的全球治理模式更能够给世界带来繁荣和稳定。因此，让广大非西方国家更加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对外治理模式能够促进世界稳定与繁荣，是中国超越大国“负和博弈”、避免陷入军事联盟和集团政治对抗，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

首先，应在发展和治理模式示范以及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建协同发展模式方面做出表率。由于发展条件与具体国情不同，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并不适用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因奉行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导致经济陷入结构性失衡和危机。① 而所谓西方式“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但没有给更多非西方国家带来稳定与发展，相反导致其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② 西方发展模式在非西方国家不但不具有普适性，而且反向案例比比皆是，其示范效应不断下降。中国未来应该让更多非西方国家看到其他发展和对外治理模式的可能性，并且积极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模式的交集，探索建立在双赢模式上的协同发展模式。

其次，应通过倡导制度包容性发展应对美国正在推动的“非此即彼”的集团政治，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国家应追求包容性共生，尊重他国的内政和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及发展路径，与既有地区机制和组织和谐共存，不将一国模式强加于他国作为援助与合作的前提政治条件。与美国日趋保守的俱乐部式经济合作和集团化政治抱团相比，中国更应对广大非西方国家展示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度。

再次，应在承担大国责任，打破美国通过经济俱乐部和政治集团在国际机制中的垄断局面。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中国需要提出真正代表这些国家共同诉求的议题主张和国际秩序理念。中国的繁荣发展受益于真正基于开放和多边主义的全球机制，这样的全球治理体系符合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因此推动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合作和维护真正的开放和多边舞台，是破局美国在国际规则领域打压中国的关键。如今，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缺位和欧盟在集体困境面前的运转不力，让西方世界在国际组织的垄断统治地位出现松动。中国应在全球和地区治理领域发挥更多大国作用，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非传统安全和经济公共产品。

从次，在全球产业价值链调整布局中，中国要对被动“脱钩”美国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做好必要准备，对冲其负面影响；对内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加大对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生产领域的投入，对外逐渐调整发展模式，降低中国发展对美国主导经济体系的依赖性。一方面，中国要在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周边地区建立更为自主和健康的地区经济结构，同时扩大在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终产品市场份额，降低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间市场的脆弱性，同时更多消化那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能力，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分享到中国发展的红利，获得可持续合作的动力。另一方面，如今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关注中国在未来全球和区域供给链中的角色，中国要发挥自身在中高端技术领域的优势，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稳定、可靠的市场依托。

最后，在价值观领域，更需强调多元文明、文化和价值观的共存、包容与借鉴。如今，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竞争更多体现在基于各自文化价值观和义利观的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对世界的影响力和贡献度上，这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关注点。面对美西方咄咄逼人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普世说”，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国，具有为世界文明的多元性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国际责任和历史使命。作为一个不寻求文化霸权、不打造排他性价值观集团、不追求强势扩张和普适的文化圈，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和文化圈可以更好地相互共存和彼此融合。在反对“ 文明霸权”和“西方中心论”的共情点上，中国与世界多数国家具有情感交集，如何用契合不同文明圈的关切点和易于与对方产生共情的话语体系对接，是中国对外打破美国意识形态孤立和扩大文明话语权的关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2VRC089）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李珍：《“华盛顿共识”与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第69—74页。

②王震：《“阿拉伯之春”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现代国际关系》， 2012 年第 6 期 ，第15—19页、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