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才名 多奇节

杜牧（公元803—852年），字牧之，京城长安人，唐代文学家、杰出诗人。杜牧出身名门望族，才华横溢，23岁就写出了流芳百世的《阿房宫赋》，一生留下数十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因诗文俱佳，世人拿他与杜甫相比，称杜甫为“大杜”或“老杜”、杜牧为“小杜”。杜甫和李白合称“大李杜”，杜牧与李商隐合称晚唐“小李杜”。与文坛上大放异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杜牧生活在唐朝由盛及衰之时，皇权衰微、政坛黑暗，其济世建功的愿望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一腔政治热情最终化为泡影。

出身世家 年少成名

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京城长安的杜家迎来了家族的第十三个孩子。按照唐代习俗，这个孩子的小名叫杜十三，他就是杜牧。杜牧出生时，祖父杜佑在这一年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官居宰相。不仅如此，杜佑还是一名博古通今的学者，曾用36年撰成《通典》200卷，创立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年少的杜牧就是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中成长起来的。

杜牧9岁那年，家中的顶梁柱、祖父杜佑去世。两年后，父亲杜从郁也撒手人寰。短短两年时间，杜家突遭变故，日渐衰落。为重振家门，杜牧立志求学，“读书为文，日夜不倦”“苦心为诗，务求高绝”。在励精积学、潜心钻研的同时，他还心系动乱迭起的不安时局。当时，唐朝正值边地多事之秋，戎狄暴乱横起，而朝野上下却苟且偷安、麻木不仁，杜牧感时伤世、激愤难平，写过许多策论咨文。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20岁的杜牧已经博通经史，对治乱与军事都颇有研究。

很快，让他名扬天下的机会来了。

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尽管危机四伏，当时的唐朝最高统治者依然“好治宫室”，大兴土木，且“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对此，杜牧既愤懑又痛心，于是写出了名篇《阿房宫赋》，借秦始皇穷奢极欲导致亡国之事告诫统治者不要重蹈覆辙，免得让后人哀叹。文章最后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两年后，杜牧又写下了《感怀诗一首》，鞭挞藩镇的跋扈，揭露朝廷的无能，描绘出一幅晚唐的西山落日图。其中“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更是抒发了他空有雄心而报国无门的苦闷。

这两篇诗文一经问世，杜牧名声大振。一年后的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26岁的杜牧进士及第，以“内定”的方式，被当时的主考崔郾授予第五名的好名次。据说当时是太学博士吴武陵亲自跑到主考官崔郾面前举荐杜牧，手里拿着的正是《阿房宫赋》，要不是因为前四名都已定，恐怕第一的名号非杜牧莫属了。

进士及第后的杜牧心情大好，遂作《及第后寄长安故人》，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诗人的豪情万丈和意气风发跃然纸上。之后，他又通过了吏部的考试，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被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正式步入官场。

文采飞扬 人如其诗

都说时势造英雄，个人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时代的背景和条件。在唐朝走向衰败之时，即使如杜牧一样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也很难在政治舞台上有所建树，再加上他的性情和政治头脑，并不适合复杂的官场，于是从26岁入仕到49岁去世，他23年的从政之路崎岖坎坷。杜牧将自己困踬不遇、怏怏不平又壮心不衰、济世情切的复杂情感写入诗中。这些诗歌见证了他的成长，也奠定了他在唐朝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杜牧追随翰林学士沈传师来到安徽宣城，开启了幕府生涯。唐朝穆宗、敬宗、文宗时期，大力提倡佛教，僧尼之数大增，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大和七年春（公元833年），杜牧由宣州经江宁前往扬州拜访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来到江南，他不禁想起当年南朝虔诚事佛、误国害民之事，遂写下《江南春》这首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创作此诗，既是咏史怀古，也是对唐朝统治者的委婉劝诫。随后，他到扬州任职，两年后被征为监察御史，赴长安任职，但仅仅几个月后在朝廷受到排挤，又被分派到东都洛阳。在东都任上，杜牧逃过了同年发生在长安的甘露之变，但这一事件对他的影响很大，使其感受到官场的险恶，心境也由此发生转变。他在《题敬爱寺楼》中写道：“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从此，杜牧远离政治中心。在洛阳，由于职务清闲，他四处凭吊古迹，写下了不少诗篇。

唐文宗开成三年冬（公元838年），杜牧由宣州幕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次年春，赴京就职。虽然一直混迹官场，但都是担任清闲的职务，一身才华，不得施展，一首《自宣城赴官上京》表达了杜牧的无奈与惆怅：“潇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淹留。谢公城畔溪惊梦，苏小门前柳拂头。千里云山何处好，几人襟韵一生休。尘冠挂却知闲事，终拟蹉跎访旧游。”诗中道尽落魄诗人的胸襟，既有风流倜傥之韵，又有豪迈雄浑之气。

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在宰相周墀的帮助下，杜牧内迁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在回京路上，他路过金陵，夜泊秦淮，想起陈后主因追求荒淫享乐终致亡国之事，感慨万千，写下名篇《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讽刺醉生梦死、不吸取教训的唐朝统治者，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被《唐诗别裁》评价为“绝唱”。

除此之外，杜牧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还有一些描摹赞叹自然美景的诗句，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等等。我们从这些诗中不难发现，他的创作尽管不乏恬淡从容之风，更多的还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有感而发。他的诗与自身命运、国家前途息息相关，从青年时期的雄姿英发，到中年时期的苦闷挣扎，再到后来的超然脱俗，写不尽晚唐一代诗人被时代浪潮所裹挟的无奈与苍凉。

施政有道 为政清廉

今天，人们提起杜牧，大多谈及其过人的诗文天赋，其实他也曾做过地方官，施政一方。

唐武宗会昌二年春（公元842年），杜牧受到当时的宰相李德裕排挤，被外放到黄州担任刺史，然后又迁池州与睦州做了6年的地方官。当时的黄州不仅是偏僻之所，还兵连祸结、战火纷飞，官不曾安位、民不得聊生，被京官视为“鄙陋州郡”。杜牧到任黄州后，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不扰民，甚至达到了“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的地步，另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尽心尽力为百姓做实事。

黄州曾为李希烈叛据之地，境内豪强武夫猖獗横行，州县吏胥也利用职务之便，横行乡里、夺财敛物、欺压百姓。杜牧痛下决心澄清吏治，严令吏胥、乡正不许向百姓索取过节性酒费，还减免了官府向农民征收的丝谷租赋。同时，他以身作则，“家似野人居”，以清苦生活为地方官吏作表率。他劝课农桑、大力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为了宣扬孔子思想，他扩建孔庙，拜谒孔子圣像，亲自改孔庙名为“文宣庙”，并在庙中设置学堂，教化士民。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亲自讲学，将自己毕生所学传授下去。据说讲学之时，周边的百姓能聚集数百人之多。会昌三年夏，黄州发生特大旱灾，他组织百姓抗旱救灾，并写下《祭城隍神祈雨文》，为民请命、以身当之。

在黄州主政期间，杜牧为政清廉、勤政爱民，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明代《黄州府志》赞其“有才名，多奇节，吏民怀服之”。会昌四年九月，杜牧迁任池州刺史，离开黄州。两年后，武宗崩，宣宗即位，牛党得势，杜牧不仅没有高升，反而被贬到更远的睦州做刺史。在睦州任内，他作《上盐铁裴侍郎书》，深刻指出睦州盐政存在的弊端，并坚持改革盐政，为百姓所赞颂。

唐宣宗大中五年秋（公元851年），杜牧由湖州刺史拜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迁中书舍人。对于这次归京，杜牧以流落西归定义。他在《隋堤柳》一诗中写道：“夹岸垂杨三百里，只应图画最相宜。自嫌流落西归疾，不见东风二月时。”对仕途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完全没有了“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那种志向。所以，此次回长安，杜牧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修葺樊川别墅上。他拿出在湖州任职时的全部俸禄进行修缮，竣工后，邀请亲朋好友游赏饮酒，日子过得洒脱超然。大中六年，49岁的杜牧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杜牧一生，得意一时、沉沦半世。尽管深具经邦济世之才，忧国忧民，为施展抱负苦苦追寻，但一直未遇风云际会的良机。值得庆幸的是，杜牧以他的诗文才情，留下了多篇佳作，让自己的生命在历史的烟尘里绽放出夺目的光彩，温暖且明亮。

（作者简介：郭一超，北京联合大学团委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