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树立人口资源观、人口力量观、人口生态观，探寻制度文明对人口优化的重大影响——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是人的价值、权利与发展问题。少年强则国强，人口优则国优，老年安则国安。我们要重建人口价值、重建生育文化、重建家庭结构、重建政策环境，开辟出一条可持续的人口优化、人口强国的大国复兴之路。人口是人的统计学总体，也是社会性集合，所以“人口”不仅仅是“人数”的含义。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人口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因素是慢变量，具有强惯性、长周期性，当下的出生人口影响的是若干年后的人力资源供给，所以需要提前谋划、积极应对。

树立人口资源观，“后备人力资源”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无论在哪种经济形态下，人口都是资源。人口资源不仅包括了生物资源、体能资源，而且包括了脑力资源、知识资源，这决定了人口资源的特殊性，即主观能动和生产创造。所谓人口红利，可以理解为人口资源价值的市场实现和社会表达。结构决定功能，角色决定价值，正确的人口资源观需结合人口的年龄结构分而视之，如果说0至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至59岁或者15至64岁的青壮人口就是“现实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人口的继替是一波连着一波，如果“人口波”断裂，人口就可能出现不可持续发展之忧。

少儿人口的规模和比重影响的是若干年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后备人力资源”具有重大战略价值。新生人口增量的经济含义在当下就是通过消费需求的实现来推动经济生产，在未来则通过提供新生劳动力保障经济发展，新生人口增长在一开始就获得了“人力战略储备”的价值。由此可见，生育水平影响人口供给，人力储备决定经济兴衰。1980年我国开始控制人口增长之后，强制一胎化的“初始少子化”持续推进。到2003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比照下，人力资源紧缺问题渐显端倪。2020年，我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为89438万人，与2010年的93962万人相比减少4524万人；同时15至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从2010年的70.14%下降至2020年的63.35%。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优势正在慢慢丧失。根据联合国《2010年世界人口数据表》预测数据，中国15至24岁人口规模从2010年的2.25亿，减少到2020年的1.78亿，2030年的1.58亿，2040年的1.39亿，2050年的1.24亿，该年龄组人口占15至64岁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从23.17%下降到18%、16.46%、16.18%、15.7%，同期印度年轻人口占比分别是29.75%、26.33%、24.08%、21.76%、20.12%，虽然也是下降趋势，但始终高于中国，绝对规模也大于中国。

随着少子化的愈演愈烈，年轻人力资源日渐成为稀缺资源，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和国力提升的瓶颈因素。我国不能不关注超低生育率对“产业后备军”人口供应产生的负面影响——少子化导致少劳化，这是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也是影响未来经济的一项重要因素。

树立人口力量观，适度、理性、负责、优质的人口增长完全必要

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活力是人口活力的反映，经济发展是人口推力的结果。人口活力和人口推力根源于年轻型人口的规模、比重和行为。20至40岁年轻人口是人口红利的最大创造者，各国创业的高峰年龄是在35岁之前。全球比较也发现，30至39岁是重大发明的黄金年龄段。年轻人口天生具备开拓力、创新力、竞争力、耐折力、生产力、战斗力、消费力等诸多积极力量。年轻人口是“人口实力”的代表性人口。适度、理性、负责、优质的人口增长完全必要。少儿人口增长的经济效应具有滞后性，正是因为如此，人口增长具备了人口新老继替和人力资源储备的双重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的人口增长保障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经济持续增长的人力条件；而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负增长，意味着经济繁荣将因缺乏最重要的人力支撑而面临挑战。

我国2000年以来的平均生育率已处于极低水平之下，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2000年只有1.22，2010年下降到1.18，2024年只有1左右，2025年很可能跌破1。早在2006年，全国性调查就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7左右。遏制生育少子化的严峻态势迫在眉睫。然而，即便大国人口发展方向出现历史性逆转，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由于新型生育文化的作用，生育水平也难以回升到更替水平，超低生育率陷阱、人口少子化和年轻人口亏损及其引发的难题是大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人口力量释放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关键在于制度机制的设置和作用。由此诞生了人口问题上著名的“悲观派”和“乐观派”之争，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罗马俱乐部梅多斯等，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1981年出版了《最后的资源》。198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9位著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研究人口和发展的关系，探寻人口增长的社会经济后果，最后出版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较慢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要对它作出严格的定量评估却十分困难，而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两者之间人类行为和人类体制的调节作用相当关键，制度连接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以改变人口作用的方向和强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源的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不是朝夕之事。理想的制度文明体系能确保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探寻制度文明对人口优化的重大影响。

树立人口生态观，“人口发展”的概念涵盖了远比“人口增长”“人口数量”更多的内容

人口系统具有性别年龄结构的特征，人口具有特征的多样性、功能的互助性和发展的持续性。男女老幼是人口生态的基本要素。提出“人口生态”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不要忽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要保持相对平衡的关系、互助共生的关系，人口的数量、结构、关系和功能需要全盘考虑。“人口发展”的概念涵盖了远比“人口增长”“人口数量”更多的内容。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人口数量治理模式十分片面，危害很大，不可持续。以人为本是重要的，但还不够。“以人为本”与“以数为度”要紧密结合，人口问题虽然不仅仅是数量问题，但永远离不开数量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变迁。

当下和未来，中国都需要唱响“青春中国说”——人口优则国优，人口强则国强；人口青春则国青春，人口发展则国发展。人口大国要成为人口强国，只有两条路径：一是储备丰裕的人力资源；二是全面提升人力资本，千方百计让年轻型人口的优势持久化、力量正面化和红利最大化。

长寿对人口老龄化的推动是我们希望的，也是无法改变的。但生育对人口老龄化的缓解作用却被我们大大忽视了。中国需要通过提倡和鼓励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鼓励适度生育，主流家庭平均拥有两到三个孩子，社会将一派乐融兴旺。家国天下，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如果说天下之本在国，则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育。同时国家要确立完善的生育权保护机制，对个别的多胎现象不予惩处，以包容式发展保护和促进人口生态的多样性、平衡性和持续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