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菊：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应答与世界担当（4）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出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生态底色，突破了西方现代化“人类征服自然”、“先污染后治理”的固有模式，构建了一种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核心，追求发展与生态协同共进的新型现代化路径。

（一）核心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与时代要求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种认知彻底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人类中心主义”：一是摒弃“征服自然”的对抗思维，即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需求的内在价值，并非人类的“附属品”；二是树立“保护自然”的责任意识，即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有限，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生态阈值内开展生产生活；三是追求“利用自然”的可持续方式，即人类通过合理利用自然获取发展资源，并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绿色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发展理念上，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二是在发展路径上，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转型升级，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模式转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绿色模式；三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统一，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点、展现中国形象的发力点，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二）中国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探索

1.理念革新：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双碳”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体系：一是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从根本上打破“保护与发展对立”的误区，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二是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理念，推动生态治理从局部修复转向整体保护；三是“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理念，主动承担全球气候责任，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将绿色低碳转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些理念革新为生态治理提供了思想引领，推动现代化进程向绿色化转型。

2.制度创新：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

中国式现代化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战略，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构建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以制度刚性确保生态保护落地，如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方面，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立“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制度；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方面，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工程，建立国家公园体系；等等。这种“制度先行”的治理模式，确保了生态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绿色发展提供了稳定保障。

3.具体措施：从污染防治攻坚到绿色发展转型

通过“污染防治攻坚”与“绿色发展转型”双轮驱动，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如污染防治攻坚，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近年来，全国PM2.5浓度持续下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提升，地表水优良水质持续改善，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加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风电、光伏发电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改造，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绿色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持续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实施“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大工程，建成全球最大的人工林。这些实践不仅改善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更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4.全民参与：绿色生活方式与社会共治格局

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生态治理共治格局，如普及绿色生活方式，推进“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约粮食”等行动；强化企业环保责任，通过“环保信用评价”、“绿色金融”等政策引导企业履行环保责任，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建立“12369”环保举报平台，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监督，形成“全民监督”的氛围；深入开展生态教育，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世界环境日”、“全国低碳日”等主题活动，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这种“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为生态治理提供了持久动力。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铸就的世界担当

1.为全球生态治理变革提供实践范例与合作平台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中国不仅自身推进绿色发展，更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一是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如参与全球气候规则制定，参与《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推动建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二是加强气候领域国际合作，如通过南南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生态援助，帮助当地提升生态防护能力；三是绿色技术共享与能力建设，如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光伏、风电等绿色技术，培训生态保护人才，增强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能力。中国用实践证明，全球生态治理需要“共商共建共享”，而非“霸权主导”，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实践范例。

2.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者”

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贡献者：一是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划定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建立各级各类自然区，有效保护了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重点野生动物种群，是全球17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二是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国际公约，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

3.推动全球绿色技术和产业发展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在新能源技术、生态修复等领域的突破，不仅推动自身绿色发展，也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性价比高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绿色技术不仅性价比高，还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如在非洲援建光伏微电网、在东南亚分享水稻节水种植技术。这种“绿色技术共享”推动了全球绿色发展的普惠化，让发展中国家也能享受绿色转型的红利。中国的实践打破了“发展必然破坏生态”的宿命论，证明现代化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