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 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先生”

今天是教师节。当人们在感念师恩之时，或许会联想到孔子、韩愈、朱熹等许多在中华民族教育领域闪耀光辉的名字。这些被称为“大先生”的教育家，或开创平民教育先河，或革新理念、躬身实践推动教育改革，以智慧照亮人们的求知路，传承中华文明的圣火。

孔子让平民走进教室

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读书是件奢侈的事。那时实行“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二为一，教师多由官吏兼任。学生学习的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学。

就在这时，鲁国出现了一位先生，他身边总是围满了前来听讲的人：有穿草鞋的农夫，有推小车的商贩，甚至还有无所事事的闲散人员。这在当时堪称“奇观”。因为在那之前，教室内根本没有平民的位置。

这位创造“奇观”的老师，就是孔子。《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招生简章”很简单：不管你是卖肉的、赶车的还是种地的，只要你想学，都可以来，这就是泽被后世的“有教无类”。他在杏坛设教，收弟子3000人，不分贫富贵贱，只要拿10条干肉作拜师礼，都能成为他的学生。因此他的弟子来自三教九流，背景极其复杂：有出身贵族的南宫敬叔，有住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也有“野人”子路，还有坐过牢的公冶长。

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论语》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子路问：“听到道理就马上去做吗？”孔子说：“有父亲、兄长在，得先问问他们。”后来，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回复：“听到了就去做。”旁观的公西华不解，孔子解释：“子路太莽撞，得让他慢点；冉有太犹豫，得推他一把。”他的教育不是“一刀切”，而是看见每个人的不同，针对个人情况提供教育指导。

汉代初期，战乱初平，百废待兴。年轻的汉武帝雄才大略，不满于现状，下诏征求治国安邦的良策。各地贤良之士纷纷上书，其中最耀眼、最系统的当数董仲舒的三篇奏疏，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的第二策是修建太学，建立中国首所中央最高学府。从此，太学总是飘出琅琅书声：博士捧着竹简授课，学生席地而坐。学生中有穿绫罗的富家儿郎，也有穿布衣的贫家子弟。这正是董仲舒的初衷，他曾对汉武帝说：“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意思是太学是给天下人开的，要配备好的老师，学生只要考上就能学，同样不分出身贵贱。

这一制度为汉朝培养了大量人才，并且影响深远。《汉书》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讫于元始……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凿壁偷光”的匡衡出身农民，却酷爱读书。他到富人家做短工，不要工钱，只求借书看。匡衡凭借乡里推荐被召入太学。在那里，他专攻《诗经》，日夜诵习，学识大进，还在太学的毕业考试中夺魁。他在一次讲经中得到汉元帝赏识，从郎中起步，一路升迁。他多次上疏治国之道，深得皇帝信任，数年间官至丞相，封乐安侯，完成了从寒门学子到“一人之下”的跨越。

韩愈怒写“师者”宣言

唐代，科举制度盛行，读书人纷纷投身科举，希望通过考试谋取一官半职。然而，当时的科举考试存在着诸多弊端，只注重文辞的华丽，而忽视了学问的实质。学生们为了应付考试，整天死记硬背一些空洞的文章，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与此同时，老师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战。一些学生仗着自己的家世或才华，对老师不尊重，“耻学于师”，甚至嘲笑老师所教的知识“无用”。在这种教育风气下，真正有学问、有品德的老师感到十分痛心。

面对这种歪风，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相当于京城国立大学教授）的韩愈，又气又急。他毅然站出来，写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师说》，不仅为“教师”这个职业正名和辩护，也教育了青年，起到了转变社会风气的作用。“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 这11个字，成为中国历史上对教师职责最经典、最全面的定义。他说，只要别人有比你强的地方，你就可以拜他为师。学生甚至可以比老师厉害，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他以孔子为例，说孔子曾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等人学习过。连圣人都要不断学习，普通人还有什么理由不拜师？从此，教师的地位得以确立，“不懂就问”成了学习的基本原则。韩愈还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的学习态度，至今仍是校园里常见的座右铭。韩愈也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

宋代文化繁荣，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当时的教育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品德的问题。学生们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却不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朱熹就把目光投向了日常德育。他在江西省九江的白鹿洞书院办学时，第一课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学习“洒扫应对”——也就是扫地、端茶、待客这些日常生活技能。他常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皆所以为修身之本。”在他看来，扫净庭院不仅是“活计”，更是“养心”的功夫。真正的学问不是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而是在扫地、待人、接物这些最平常的事情里。

他认为教育要“格物致知”，引导学生从日常事务中探究“天理”。据《宋史》记载，他令学生择“竹尺一枚……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景，细度其长短”，通过实际测量日影，来比较不同地区日影长短的差异。此外，《宋史》也曾记载：“朱熹家有浑仪，颇考水运制度。”其强调科学实验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朱熹在修复白鹿洞书院后，亲手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学规》）。这份学规里没有一个字提到科举考试、功名利禄，而是告诉学生如何做人。这份《揭示》很快超越了白鹿洞书院本身。公元1241年（淳祐元年），宋理宗亲临太学，“御书《白鹿洞规》赐诸生”，首次把《揭示》确立为官方教学纲领。随后，理宗再颁诏书，命各州府县将《揭示》刻碑立石，遍示诸生，使其成了全国书院的“通用章程”。从此，书院不再是“死读书的地方”，而是“学做人、长本事”的乐园。

王阳明把课堂设到田间

明代中叶，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唯一范本，“格物致知”被异化为背诵章句，士人“知而不行”成为通病。王阳明正是在这种“文盛实衰”的风气中，提出“知行合一”以救其弊。

正德年间，王阳明因为上书弹劾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还被贬谪到当时的蛮荒之地贵州龙场，做了一个小小的驿丞（驿站站长）。那里环境恶劣，瘴疠横行，语言不通，文化凋敝。然而，他并未沉沦，而是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亲手建造了“何陋轩”“君子亭”等讲学场所，建成了龙岗书院。他和当地人一起生活耕作，白天砍柴、挑水过日子，晚上便和学生围坐一起，给他们讲学。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不仅与弟子探讨心性义理，还常常走出书斋，走进田间地头，把课堂设在耕作之间。春耕时节，王阳明带着几名学生，来到龙场附近的农田旁。田间，农人正在翻土、插秧，泥土翻涌，水光映天。王阳明没有带书卷，也没有摆讲案，而是站在田垄边，看着农人劳作，开口对学生们说：“《尚书·舜典》里讲，浚哲文明，温恭允塞。这‘浚哲’二字，是说心思深邃、智慧通达；‘文明’，不只是典籍文章，更是人心的光明与通达。”他告诉学生，真正的学问，不是死读经典，而是要在“事上磨炼”。正如这农人插秧，一株一株，不急不躁，既要用力，也要用心，才能让秧苗成活、生长、丰收。做学问也是如此，要一步一步踏实地去做，在实践中体悟道理，才能让“知”与“行”真正合二为一。

《近溪子集》是王阳明再传弟子罗汝芳的著作，其中评价王阳明的教学风格时说：“只在日用常行间，亲切有味。”他不空谈玄理，而是把高深的《尚书》语句，讲进农事中，讲进每一个寻常日子里。让学生明白：圣贤之道，不在远方，而在当下的每一件事、每一次行动中。

李大钊点亮青年“信仰”之灯

1917年，北京大学来了一位新校长——蔡元培。蔡元培给北大带来了全新的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邀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由此迁入北京；引进胡适当教授，推动白话文运动；同时还聘请辜鸿铭讲授《春秋》，尊重其学术专长。面对学生质疑辜鸿铭的辫子，蔡元培回应：辜先生虽留辫，但其学贯中西，尤精《春秋》，不可因形弃才。同时，他废除校长“一言堂”，设立教授会、评议会，允许学生自主选课、管理社团。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大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成了“思想的摇篮”。陈独秀在这里发表《文学革命论》，鲁迅在这里教《中国小说史》，连毛泽东都去听过课。

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大开设《唯物史观》等课程，还创办了《每周评论》，用犀利的文字批判旧礼教、宣传新思想。这份刊物成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武器”。1918年，李大钊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不仅负责文献管理，更利用这一特殊岗位，接触、团结和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这其中就有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毛泽东开始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步认识到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先进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多年后，毛泽东深情回忆：“李大钊同志是我真正的老师，他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陶行知也是近代教育家的典范。1927年，陶行知脱下西装、离开大学讲台，决定到民间去，在南京老山下创办了晓庄师范。他带着学生去农村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去染坊看师傅调颜色，学化学知识；去田埂上数青蛙，教生物学。他写下“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格言，要把学校“种”在田埂上。

陶行知曾经幽默地说：“我不是‘教育家’，我是‘田家’（农民）。”他穿着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种地，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真正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积极培养教育人才，一批又一批优秀教师不断涌现，其中有不少人荣获“人民教育家”的称号，如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先锋于漪、致力于国家深地资源探测的黄大年等。

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首次提出“教育家精神”，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这6方面生动诠释了何为“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也为教育家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活力。

从孔子的杏坛，到陶行知的田埂，这些“大先生”用不同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让教育更公平、更有价值、更有温度。今天的学生能够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正是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大先生”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