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刻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迈入世界第一方阵。立足中国农业大国实际，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统筹资源禀赋与产业需求，推进农业领域技术革命与要素优化，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既是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战略路径，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与时代特征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创新实践，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关键动力。对标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主要是指在农业生产中，通过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对传统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深度优化和升级，构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现代农业体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由新型劳动者、优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三要素及新型生产方式构成。新型劳动者是指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优质劳动资料包括先进的农业机械、智能化设备等；新质劳动对象则包括高产优质耐逆性强的农作物品种等。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市场创新。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则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生产力要素的质态跃升与发展路径的范式革新，内涵表现为“新”与“质”的结合。其“新”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革新，生物技术、数字技术、智能装备等新型要素深度渗透农业生产全链条；二是生产方式的跃升，通过“数实融合”优化资源配置，形成精准化、智能化、融合化的新型生产体系；三是产业形态的进化，催生智慧农业、生物育种、垂直农场等新业态，重构农业价值链。例如，北斗导航与农机结合实现无人化作业，彰显了技术集成对生产力的倍增效应。其“质”则表现为生产力的质态和质效的跃升，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突破传统农业“高投入、高耗能、低效益”的路径依赖，推动农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绿色化转型，实现农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率和产业附加值的全面提升。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解决传统农业效率低、资源浪费、环境压力大等问题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和“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实现“四个跃升”：由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跃升、由资源消耗向绿色集约跃升、由分散经营向协同创新跃升、由单一生产向全产业链融合跃升。现阶段，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突破技术成本高、农民数字化能力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瓶颈。未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加依赖跨学科协同，如“农业+AI+材料科学”的实践探索，推动农业从“靠天吃饭”向“靠科技吃饭”转变。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机遇与挑战

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农业领域带来颠覆性技术突破机遇。全球生物技术、数字技术加速突破，合成生物学、农业机器人等技术广泛应用，正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智能化、无人化转型。智慧农业系统可精准管理资源，大幅降低成本，推动我国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国家层面强化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消费结构升级催生高品质、个性化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倒逼农业向绿色、安全、功能化方向转型。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为业态创新指明了方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催生农业新业态，例如农业文旅激活乡村多元功能，“农业+康养”“农业+新能源”等跨界模式开辟新赛道。2024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2024—2028年）》，要求聚焦农业新品种培育、耕地质量提升、农机装备研制、绿色低碳农业等十大重点领域，加快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同时，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还面临着一些现实挑战。首先，面临观念冲突与创新风险。传统农业思维与新技术、新模式之间存在认知差距，部分主体对颠覆性技术接受度低，加大了推广难度。其次，要素错配与结构性矛盾。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人力资本短缺问题突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滞后，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抑制创新投入。再次，技术壁垒与体制机制障碍。技术转化与需求脱节，科技转化机制不畅，智慧农业设备因成本高、操作复杂难以推广，种业企业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而数据产权界定模糊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数字技术的落地。最后，还面临资源环境与低碳转型的双重压力。低碳转型要求与短期经济效益冲突，例如减排技术推广面临成本分摊难题，要求新质生产力必须兼顾高产高效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路径探析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加快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在紧盯世界科技前沿、坚持产业急需导向的基础上，需以创新性实践激活要素潜能，以系统性思维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在新一轮全球农业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构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强化技术攻关能力。破解科研力量分散与成果转化梗阻，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当前全球农业科技竞争已进入生物育种、智能农机、数字农业等前沿领域的“制高点争夺”阶段，亟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产学研资源，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跃迁。一方面，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种源、农机、生物育种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集中力量攻关突破。一些龙头企业、创新企业，通过整合科研机构、种业企业资源，推动种质资源鉴定与生物育种产业化，已成为我国种业创新的“加速器”。另一方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研项目管理机制，强化市场导向和产业需求，推动科企共建平台、共研项目，让创新要素充分涌流，形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耦合的生态。

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数字技术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开辟了新领域新赛道。借助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遥感等技术，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智慧农业系统，实现精准施肥、智能灌溉和灾害预警等智能应用措施。发展智慧农业需深刻把握技术革命、要素重组、制度创新的辩证关系。既要夯实“天空地”数字基础设施硬支撑，更要创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软环境，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驱动农业现代化的“新质引擎”。因此，要进一步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在生产端建设智慧农场、植物工厂；在产业链后端发展农产品溯源、电商营销等新业态；在要素配置上推动数据共享，破除“信息孤岛”。

聚焦种业振兴行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通过资源普查、精准鉴定、平台建设等举措，逐步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比如，目前北大荒集团每年可提供优质良种15万吨以上，在黑龙江垦区的供种覆盖率连续三年保持在90%以上。特色种子实验室在耐盐碱水稻、高产大豆等品种选育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下一步，需持续发挥“南繁硅谷”等重大农业科技平台的作用，支持龙头企业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完善“育繁推”一体化机制，并通过政策引导种业开放合作，以国际竞争倒逼技术升级。同时，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在确保生物安全前提下推广突破性品种，为粮食稳产保供提供硬支撑。

推动农机装备升级，破解抑制障碍。农机装备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针对我国丘陵山区占比高、适用机械短缺的现状，需加快研发小型化、智能化、多功能农机。因地制宜推进农机研发需紧扣需求端短板，加强轻简化装备攻关；在供给端培育产业集群，如山东、江苏等地已形成高端农机制造基地，重庆市则提出打造“全国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高地”，计划到2027年产业规模达500亿元；在推广端强化政策支持，通过宜机化农田改造、购置补贴等扩大应用场景。此外，推动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可有效减少能耗与污染，促进绿色农业发展。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我国地域差异显著，发展新质生产力需立足资源禀赋，探索特色路径。平原地区可主攻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如黄淮海平原小麦机收率已超98%；丘陵山区应发展特色种养与生态农业，如云南普洱依托立体气候打造咖啡全产业链；西北地区可推广节水技术与设施农业，如甘肃张掖通过智能温室实现蔬菜周年生产。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农业技术、装备、标准“走出去”，如海南依托“南繁硅谷”开展国际种业贸易，相关技术能够借此机会走向世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