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课堂】孙照红：以上率下是党风建设的必然逻辑（2）

二、以上率下的必然性

（一）历史逻辑：以上率下是对百余年党风建设的经验总结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以上率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是百余年党风建设的经验总结。

延安的好作风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这就是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方法，通过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4年3月，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通过复盘1644年（甲申年）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从胜利到溃败的全过程，揭示作风与民心、政权存续的关系。李自成指挥有方、治军严明，行军路过城镇禁止惊扰百姓，深得百姓拥护；但攻克北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享乐、士兵劫掠百姓，原本的“民心所向”变成“民心背离”，最终短短40天便兵败如山倒。毛泽东同志将其列为延安整风的补充学习材料向全党推荐学习。这一案例说明，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延安军民的鱼水情和国民党与老百姓的油水关系，两相对比，民心向背的选择清晰呈现。

延安整风是党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的典范。第一，在顶层设计上，从整风的动因分析、目标设定到路径设计，都是由党中央顶层决策，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亲自牵头。第二，在推进路径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机关率先针对“党八股”等问题整改，为全党树立了榜样。第三，在监督保障上，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同志任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督察延安和全党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总结概括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标杆。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给杨开智写了一封家书。杨开智是毛泽东同志夫人杨开慧烈士的胞兄，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他在杨开慧牺牲后妥善地处理了她的后事，并将毛泽东同志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辗转送往上海，使他们得到救助。他还将自己的女儿杨展送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不幸的是，杨展在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这样一位对革命、对毛泽东同志本人有重要贡献的亲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写信希望“在北京安排工作”或“在湖南谋个厅长职位”，似乎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同志却义正言辞断然拒绝：“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三个“不”，似乎不近人情，但这是毛泽东同志反对特权、恪守规矩的微观缩影，回答了“如何对待权力、人情与规矩”的核心命题。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朱德同志手握权力却跟家人“约法三章”：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穿、住、玩。“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杜绝特殊待遇，在权力面前守住底线；“不准亲友相求”，斩断裙带关系，在亲情面前站稳立场；“不准讲究吃、穿、住、玩”，坚守艰苦奋斗的本色，是生活作风的体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更是新时代加强党风建设必须传承的红色根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党政干部强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源于针对部队不良风气而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行军宿营到作战训练，从“上门板”“捆铺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等简单明了的规定中，我们能够看出人民军队不扰百姓、不损民利的立场本色、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在点滴行动中筑牢了军民鱼水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良的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人民军队才能凝聚起强大的群众支持力量，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生活特殊化”等不良风气，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正式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包括：同劳动同食堂；待人和气；办事公道；买卖公平；如实反映情况；提高政治水平；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工作作风到个人品行，都有明确的行为底线，有效规范和约束了党员干部的行为，有效纠正了当时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为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党领导人民战胜当时面临的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9年11月，改革开放刚刚迈出脚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强调高级干部必须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就高级干部住房、用车、外出休养、文化娱乐、遗属生活安排等作了严格细致规定，恢复和发扬党艰苦朴素、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直面党内政治生活失序、作风建设滑坡、制度约束缺位等问题，以12条具体准则为抓手，为全党划定了行为红线与作风标杆。

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对加强作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着力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中央政治局抓起，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新时代作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能够刹住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