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发展阶段的根本动力
在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可以高度概括为四个字:改革创新。改革绝非一劳永逸的终点。无论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无论处于何种历史方位,都不能原地踏步或停滞不前。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只有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才能持续释放经济社会的活力,确保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创新的核心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在具体实践中,要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火车头”,经济体制改革负责理顺生产关系,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藩篱,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动力和方向。
此外,我们要坚持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改革创新不仅是口号,更是新发展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必由之路。改革指明方向,创新提供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二、深刻把握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与核心内涵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与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灵敏的调节机制来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确保经济发展生机勃勃;另一方面,政府需要科学定位自身职能,通过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等手段,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宏观经济的整体稳定。只有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为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确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明确、从理论突破到制度完善的漫长历史进程。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对市场经济的思考,摒弃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狭隘、陈旧的观念,不仅为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开辟了道路。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进入了以高水平为核心导向的新阶段。高水平并非单纯指市场规模的扩大或交易活动的活跃程度,其核心内涵在于体制的完备以及体制功能的强劲与灵活。换句话说,判断市场水平高低的关键,在于制度基础设施是否健全、运行机制是否高效灵敏。
回顾历史,市场交易的形式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无论是农产品还是钢铁、矿石等原材料,乃至金银铜铁等贵金属,买卖行为是人类自古便有的。然而,传统的市场交易往往局限于简单的买卖,甚至存在过买卖双方为了保密,在宽大的衣袖中通过手势讨价还价的情形。这种原始的交易方式缺乏标准,效率低下,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
相比之下,当代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以大宗商品和期货市场为例,现代市场不仅交易规模巨大,更拥有一套复杂而精密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在期货市场中,价格是统一、公开且透明的,交易过程快速灵活,能够实时反映供需变化。这种高效运行的背后,是完善的法律法规、先进的信息技术、规范的监管体系以及成熟的信用机制等一系列保障。正是这些完备的制度安排,使得市场功能得以充分释放,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因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从“有市场”向“有好市场”、“有强市场”发展。这一过程要求我们不仅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要通过深化改革,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基础设施,确保市场机制像现代期货市场那样,具备强大的功能韧性和灵活的调节能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第二,要素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关键。从工业生产的角度看,原材料的物理或者化学加工本质就是生产要素的组合。因此,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低,直接取决于要素配置的优化程度。
从历史角度看,生产要素的构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和丰富的发展过程:一是“三要素”阶段,即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人们认为最初始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这是早期工业化阶段对生产要素最基础的认知。二是“四要素”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深刻认识到技术对经济增长有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将“技术”纳入生产要素范畴,形成了“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的四要素说。
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列为新的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
为什么要重点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当前,虽然我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在流动、定价和配置上,往往还受到体制机制的束缚,存在价格扭曲、流动不畅、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在土地要素层面,我们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在劳动力要素层面,我们需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弊端。在资本要素层面,我们需要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在技术要素层面,我们需要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在数据要素层面,我们需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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