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英:流动人口与迎奥运（3）

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给大家概括一下。调查中我们就发现，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凡是没有经过旧村改造的流动人口聚集的行政村和自然村，应该说大多数都缺乏在市场上自主经营、独具竞争力的支柱企业和拳头产品。借助区域优势，以土地流转的方式直接获取级差收入、发展集体经济，是许多村组织的首选。那么它的合作伙伴是谁啊？合作伙伴就是流动人口了。

从我们的调研情况看，咱们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所在的村集体，以土地做资本来发展经济主要就是两种经营形式：一个就是以市场租赁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被北京市政府命名的十条商业街之一的十里河家居建材一条街，是以经营土地起家，通过建市场、引商户，经过十年资金滚动建设而成的。我去年专门到那儿去看了看，目前吸引了什么呢？吸引了诸如美联天地、居然之家、家和家美、新世纪商城、民乐建材等十多家知名的建材商家入住。那里现在在册的流动人口是两万多人，2005年全村实现产值19亿元，利润9000万。他们原来是有1500个村民的这样一个行政村，现在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

其实在北京市，不止他们一家，还有若干家都有这样的特点。十几年来，我们是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龙头，逐年发展起这种货运、木材市场、长途客运站、等大小37个企业，尤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货运中心这两个企业吸引了来自全国20多个城市的外来人口。我看了一下咱们统计的年报，2005年新发地人均收入大概是15000块钱，那么在丰台区是排在前面的。我们确实能够看到，现在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其实还是以发展土地作为资本的。这是其中一种经营方式，是以市场租赁的方式经营。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出租土地、经营流动人口大院这种方式来实现土地升值。经营流动人口大院，城乡接合部地区交通很便利，农村土地资源也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低，所以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这就为市场、为出租大院形成奠定了基础。大家知道北京市现在有多少流动人口出租大院吗？3000多个。刚才我在休息室里和村干部、经理们也聊了聊，实际上，我们建立这个流动人口集中住地是双赢的一种结果：一方面通过出租房屋，村集体经济又增加了一条增加资产的途径，同时也改善了这里的生活环境，使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村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了。当然了，现在我们讲，非规范化地出租土地、经营商业用房、流动人口大院和其它管理方式，还是值得商榷。

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以土地换资本，依靠经营市场、经营流动人口出租房屋，使流动人口聚居区所在的乡村完成了由农村经济向非农产业的转化，实现了集体经济的保值增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们户籍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难题。我们在对朝海丰三个区流动人口聚居区调查中发现，凡是农村经济势力比较强的户籍农民，其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比已经农转非的人员要好得多。这也是现代农民都不愿意农转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村里的农民社会保障也做得很不错。这是从村里头来讲、从乡　　里头来讲、从集体经济发展来讲，有这样的好处。

那么，从村民的角度来讲，我说过，村民出租房屋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户籍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了。我们调查显示，流动人口聚居区内有4/5的流动人口，主要是租住房屋。90年代中期，北京近郊已经不再批新的宅基地，除非搞违法建设，建造简易楼。一般的平房，三口之家，也就有两到三间的房子可出租，即使按照每个月一间房子300块钱来算的话，他们的年收入也不过就是1万块钱左右。而对于一个普通农民，特别是农转非以后再次失业的家庭来说，都是不菲的收入。

有一个村是4500人的大行政村，每年租房的收入不低于12000万，年人均出租房收入可以达到2600多块钱，而在一些集体经济势力不够强的行政村，村民的房租收入甚至可以占到一般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流动人口的进入在一定程度弥补了户籍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所导致的收入不足。

从实例调查来看，咱们北京农民现在就业再就业面临着三难境地：一个是北京市农民的自谋职业能力比较低。咱们郊区都是以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南方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我们北京市实际上一直坚持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这样一种经营模式。所以，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越发展，越早期进入市场经济，他们就越早占有这个市场的份额。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情况下，让他们再次进入市场来参与竞争，应该说失去了早期进入市场的这种机会了。所以，现在农民再进入就业有困难。第二，我们北京市处于再次创业艰难时期的乡镇企业接纳新增就业人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第三，如果村民农转非后要进城工作，而城市的就业市场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再就业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

所以说，京郊农民暂时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依靠经营市场出租房屋和为流动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务这样一个工作，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农转非以后的后顾之忧，也为他们日后积累服务经验、参与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缓冲的平台。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户籍农民对我刚才提到的三种职业，什么绿化、保洁、保安这样一些社区工作的接受程度是明显高于城区居民的。因为城区居民几乎不愿意做这三项工作，大部分是流动人口在做，但是户籍农民还是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的。应该说，有流动人口规模这么大的一个服务市场的需求，如果我们将来能够将城市社区服务的经验引进我们的聚居区，再多开发一些社区服务的项目，通过就业引导，是可以基本解决农民的再就业需求的。

另一方面，我刚才说了，经营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为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一条低成本、无风险、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我觉得，农村经济组织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定可支配的这种土地。那么在城市土地地价高昂、短期无法为流动人口建设廉租房的情况下，我觉得通过合法的土地流转，建设一批可以供农民工租住的具备初步卫生条件和取暖设备以及其它基本生活设施的健康住宅，应该说不仅可以实现土地的升值，协助政府来解决农民工的居住、安居问题，而且将来可以投入物业管理，通过社区服务不断开发新的就业岗位，来帮助我们的村民实现再就业。应该说，经营流动人口服务的过程就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再发展的过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城市社区所不具备的。

我之所以用大量调查研究来证明村民与流动人口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利益共享关系，而且不厌其烦在这里说流动人口聚居区给村集体和村民带来的好处，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想法：作为主人，我们户籍人口应该给流动人口更多的关爱。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背井离乡，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到北京创业十分不容易，关爱他们就是关爱自己。当然流动人口也应该把北京当做第二故乡，遵守当地的村规民约，像爱护家乡一样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流动人口的聚居区问题事关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双方利益，叫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干得好，大家都收益；如果这个地方干得不好，大家都受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和谐共融，方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