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崛起——学习六中全会《决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将这一体系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把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上升到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的高度，这在我们党还是第一次。正是因为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认识和研究这一问题。

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必然触及核心价值观的命题。

第一，核心价值体系要灌注于群众，必须寻找更有效的突破口。我认为，《决定》所讲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和文明积淀，囊括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价值观，要将如此丰富的内容灌输到群众中去，并不容易，所以将这一体系进一步聚焦和明晰化，是深入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须。这就涉及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另一个层面，由不同群体或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共同构成的体系。

那么，有哪些群体或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进入体系中来呢？我们认为，三大群体或集团的核心价值观不可少：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价值观。民族核心价值观是基础，党的核心价值观是骨干，军队的核心价值观是重要支持。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作用体现于，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伟大的文明因子，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支撑所在。党的核心价值观的骨干作用体现于，党原本就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构造者和推动者，同时这个集团又是因信仰信念和核心价值取向所促成。军队的核心价值观的支持作用体现于，作为战斗集团，其天生就承载着牺牲，这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诸多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便成就完善而又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是易于为集团内成员所掌握，同时可以渗透于更广泛领域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意义和价值。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个人、一个集团乃至国家和民族长期秉承的一整套根本原则。它从深层次稳定而又恒久地影响着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核心价值观是无形的，并且不具有强制力，但当其一经被行为主体所接受，就会形成内在的支撑和左右行为主体的价值判断、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的强大影响力。

确立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惟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尤其是精神创造才拥有了骨干和建设的基础，才会成就为巍峨的大厦，而非化为文明的碎片。另一方面，当一种最根本的价值体系确立起来后，共同的约定才会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才会化为真实可感。就单个人来说，所持的观点可以不断改变，但处事的原则不能变，一个人拥有了不移不易的原则，清晰的形象便产生出来。再一方面，社会实现和谐，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多元价值观的宽容，还需要在多元价值观中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倘若大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程度，及其对未来的期待与追求，在差异性上放大至国与国的程度，多元只能带来碰撞，带来紊乱和无序，此时无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无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甚至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决定》出现核心价值体系而非核心价值观的概念的基本原因。既然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具体和明晰化，才能更好地进入集团乃至广大群众之中，为什么党的六中全会决定只勾画了核心价值体系，而不是明确提出我们应秉承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核心价值观是影响民族或政治集团思维方式、价值判断与行为走向的重大命题，因而不可能由个别人或小群体关起门来完成，它必须集全民族、全党的智慧，并且经过相当时间的反刍而成就起来，惟此，确立起来的核心价值观才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在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治集团中永恒地坚持下去。

核心价值观——一个时代催生的命题

为什么说今天谈核心价值观更迫切，更有意义？

第一，世界每一大国崛起之时，由于打破了既有的国际格局和运行秩序，导致政治生态发生巨变，因而必然产生多方面的不适，甚至是心理上的抗拒和排斥，这也是历史上每一大国崛起之时，往往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在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要避免“中国威胁论”成为阻抑中国前进的力量，实现和平崛起，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必须放弃冷战思维，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与世界接轨，找到本有的交集点。

第二，拥有两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华民族，曾经建立了与政治和社会特征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仁义礼智信”，但这种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开始主导社会的情况下，已经不相适应，必须构建满足时代要求的新的民族核心价值观。

第三，社会结构的变化，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型，决定了支撑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力量已经由体制内的力量转变为体制与非体制相结合，这无疑会把确立核心价值观，以聚焦大众的视点，影响大众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走向的作用突出出来。人们已经意识到，随着信息交流方式的变更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社会走向的力量，已经不是或不仅是纸媒时代若干主流媒体和体制内力量。比如，近年来若干学院派精英因为轻率对待虚拟网络的强大力量而声名狼藉，这具有标本意义和启示意义。如果再加上党内民主程度的扩大，由此延伸于社会，加上有独立人格、独立思维与价值判断的“个性官员”群的形成，仅仅靠体制内的力量已经难以达成最佳效果。那么，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如何才能不因民主程度的扩大，不因官员理念的相异或相左而紊乱社会，一个重要的希望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就政治集团而言，表现为共同的信仰和信念，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是共有的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第四，中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有如今天这样的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没有生长的土壤便不会结出硕果。就如同孔孟教化理想在列国争霸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实现，只能是苏秦这样的纵横家、孙武这样的军事谋略家受到重视和欢迎一样，因为后者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功效，前者却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也曾经试图构建一个符合全民族需求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权”，“民有、民享、民治”，“五四”运动产生了“民主和科学”。由于种种原因，所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真正进入民族的思想深处。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这为创立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第五，历数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世界发展史上的所有的大帝国，其兴起与没落无不与思想文化有关。道理很简单，失去精神支撑的经济繁荣，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不行，因为精神追求的虚无，价值观的扭曲，最终要反映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来。为什么丘吉尔扬言，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那是因为，在英国成为大帝国的过程中，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这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当然，同等重要的还应包括牛顿的力学定律拉开了其工业革命的序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确立了其经济新秩序，等等。为什么那个安葬了72位包括政治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内的法国先贤祠，正门上镌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那是因为，在法国人心目中这里是思想与精神的圣地，是那些伟大的人物成就了法国精神和文化。可以断言，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通过构建核心价值观来提升全民族的人文精神，十分重要。

第六，只有拥有了科学和永恒的核心价值观，民族发展才拥有了体制创新的内在力量，才会不断超越自我，有所突破。相当一段时间来，世界在讨论中国能不能崛起的问题，焦点往往集中于人文精神。有人所以置疑，主要依据是中国虽然有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却尚未创造出有吸引力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不能不值得深思的命题。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关于“经济时代的文化责任”国际研讨会上，有人提出“一切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是以货币流通方式换来非货币的文化成果”、“在当代，一个民族的落后和不发达是它自己的文化选择造成的”。正是这些观点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近年来，由于我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参与国际性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世界都在探寻中国发展的奥秘，比如游客在参观世博会时，每每都希望通过一睹中国馆的风采而感知这种崛起，当他们看到的总是古人的“四大发明”、京剧脸谱、万里长城，往往产生一种茫然感。因为这些虽能告诉人们一个古老的中国，但却无法告诉一个发展的现在；可以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创造，但却无法告诉人们当代的贡献。

今日之中华民族，要实现崛起，最大挑战就是民族创新能力能否实现跃升。在上个百年，媒体公布的世界科技重大发明18项，其中美国人完成9项，英国人完成4项，前苏联完成3项，德国人完成1项，只有基因图谱排序吸收我们参加，也仅占了1%的工作量。美国几个学会曾经评出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重大发明20项，竟然没有一项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人所发明。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其中在一级组织中担任主席的仅1人，在二级组织担任主席的仅占1%。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至少有文化传统的原因。数千年的封建文化造就了顺民和盲从。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就再没有出现过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而汉武帝在嵩山、芝罘山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后，更导致了整个民族跪下来，跪着的人是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独立的创造。再加上长期推行的“八股文”，屡屡出现的“文字狱”，一个原本聪明智慧的民族，其创新能力终于被窒息掉，到这时，知识分子能做和愿做的仅仅是解读和诠释。这一点以现代社会科学原创于我国的极为罕见，独树一帜的考据学曾经盛极一时即可佐证。客观地说，不仅在科学组织中担任领导者少之又少，在世界其他公共组织中担任领导者也不多，不久前香港的陈冯富珍被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世界公共组织中任职的最高级官员。为什么我们在非科学组织中担任领导成员者同样稀少？恐与拥有独立人格，敢于独立负责，善于独立思考者太少有关。凡事顾左右而言他，惟命是从，没有独立判断，没有为社会负责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力量，则不足以为他人所接受、所尊重，因而不足以担任领导者。或者可以这样说，有强烈的喜剧心态，而绝少悲剧洗礼的历代文人们，一直没有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把道德境界提升起来，再加上缺少永恒而又崇高的信仰、信念作支撑，或者说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结果只能走向功利主义和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