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⑴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⑵、瞿秋白⑶、向忠发⑷、李立三⑸到王明⑹，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⑺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⑻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⑼。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我在跟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⑽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这次发生的事件⑾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
　　下面谈谈最近抓什么工作的问题。不能等暴乱完全平息，现在就要一面抓彻底平息暴乱，一面清理一下我们过去究竟失误在哪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现在急迫需要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要统统抓、全面抓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
　　第一，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而在原材料的分配中，小企业吃了大企业，结果国家损失大。这次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再翻一番，没有水分的翻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我曾经讲过，经过这次事件，我们只要认真总结过去，考虑未来，我们的发展也许不但更稳、更好，而且可能会更快一点。这件坏事变成好事的可能性是有的。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
　　第二，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开放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国务院来做。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税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税，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可以搞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以搞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我跟美国人讲，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
　　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在某些人来说是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惩治腐败的问题，请你们专门议一下。
　　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这是个好机会，一下子就把全国的非法组织取缔了，这实在是好事情。处理得好，就会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对于罪大恶极的不能手软。当然还是要分别是非轻重，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还是要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手段还要是多种的，以体现我们的政策。
　　以上我说的三点，现在要集中做好。还有一点，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注释：
　　⑴遵义会议 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⑵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⑶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就义。
　　⑷向忠发（一八八○——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枪杀。
　　⑸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三○年秋，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⑹王明（一九○四——一九七四），即陈绍禹，安徽金寨人。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⑺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四○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北京。
　　⑻陈云，一九○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六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八七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随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⑼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⑽ 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
　　⑾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