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分析（2）

首先，要启动居民的个人消费需求。

我们发现居民个人消费和居民收入连在一起，居民收入增长了，居民消费才能增长，所以启动居民个人消费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关于怎样提高居民收入最近讨论得很热烈，可以通过以下五个办法来提高居民收入。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国民收入由三部分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目前，在我国这三种国民收入里面，居民个人收入占的比例太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太快，我国财政收入2003年还没有突破一万亿，2007年就已经突破五万亿了。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涉及到国家税收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个人收入达到1600块钱就要交税，现在要提高。第一次征求意见的时候，我的看法是提高到5000块钱，月收入5000块钱以下的就别交税了，交税主要靠富人。后来税务总局的同志说，你这个胆子太大了一点，过去1600，不能一下就提到5000，翻一番吧，3000块钱起征。结果报到全国人大，不知道什么原因没通过。我们算过账，个税起征点提到5000块钱，居民收入会大幅度增长，而国家财政收入并没有少多少。下一步应该继续提高起征点，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居民收入。

第二，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初次分配就是指企业对个人的分配。初次分配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一个是企业利润。我们研究发现，15年来中国企业利润都在上升，但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非常缓慢。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就要适当减少企业利润，增加劳动收入。美国的企业利润上升了，劳动收入也一定要上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美国有制度安排，它有两个机构很厉害，一个是劳工的代表——工会，一个是资本的代表——雇主协会。利润增长很快，劳动收入却没有相应增长的时候，工会就会提出要求适当提高劳动收入，否则就组织罢工。

不过，也有很多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反映，现在他们的利润很薄，要是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它们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也不能笼统地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要提高劳动收入。凡是利润增长很快、劳动收入增长慢的企业，应该提高劳动收入，那些利润很薄的企业，看来很难进一步提高劳动收入。我们发现，中央企业利润增长很快，而劳动收入却不见相应增长。去年央企赚了一万多个亿，劳动收入没有增长多少，所以要从央企开始提高劳动收入。从国企先开始提高劳动收入有示范效应，尤其利润很高的央企，为什么不提高劳动收入？非竞争性的国企压力也很大，利润上升慢一点。我觉得，非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就不要搞那么多利润了，能运转就不错了，因为非竞争类的国企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不是交利润的问题，交了税就可以了。

第三，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劳动型收入，一个是财产性收入。现在居民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太低了，所以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不了。我们研究发现，美国居民收入里有40%多是财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占50%左右。调研发现，我国老百姓的收入里面，财产性收入只有1.8%。老百姓光靠劳动性收入是富不起来的，所以十七大报告中专门指出，要创造各种条件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叫动产收入，一个叫不动产收入。动产收入是指股票、债券、利润、利息等，不动产收入就是房子、土地等。这两种财产性收入受两个市场的影响。不动产是受房地产的影响，动产受资本市场的影响。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就要提高动产收入和不动产收入，那就必须发展资本和房地产这两个市场。我认为，国务院没有任何打压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意思，这是需要不断发展的问题，不是打压的问题。对房地产，政府要管的不是打压房价，房价是供求关系问题，只要需求很旺盛，价格就会涨。价格不停地涨，有人没房、缺房又买不起，这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政府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要靠三种房：两限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这是政府的事情。政府现在不是要打压房地产市场，而是要发展和稳定它。

我们要继续扩大资本市场，而不是打压。不过还是别炒股票，真正通过炒股票赚钱的人很少，要搞股票投资才有意义。只要选好企业，比如说一个企业每年分红很高，继续持有下去就可以了。

第四，提高农民的收入。现在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中，增长比较慢的是农民收入。关于增加农民收入，有一个口号叫“城乡一体化”，它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城乡公共产品享受一体化，就是城里人和农村人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享受方面，城乡应该是一样的。一个是城乡经济体制一体化，城市里的经济体制和农村应该是一样的。农村改革最早，但承包制后就没有动静了，所以现在城乡经济体制不是一回事。比如说产权制度，城里人买了房子，既可以抵押也可以卖；农民的土地和房屋都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他那个产权是一个假产权不是真产权，这导致农民没有办法富有，没有办法提高财产性收入。

农民在城里干活，干了很多年还被戴着“农民工”的帽子，之所以叫“农民工”，就因为不是城里人，户口是农村的。每到春节农民都要回家，一回家就搞得整个公共交通体系受不了，其实有些农民回家不仅仅是出于习惯，是体制、制度造成的。农民在城里找不到家的感觉，多么努力都享受不了城里的公共产品。而农村的土地产权又不能变成资本成为他竞争的原始积累，一个农民在农村可能有一套三层高的房子，但在城里仍没有地方住，他没有办法把农村的房子变成资本，然后进城。

第五，提高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收入。欠发达地区人们收入必须提高，要改变过去扶贫的模式，为他们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让他们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进行创业或者就业。比如蒙牛集团，所有给蒙牛供应奶的牧民都是蒙牛的股东，他们带着自己的草地和牛，已经入股蒙牛了，蒙牛对他们实行全面收购，牧民们按照蒙牛的方法去养牛，牧民们每年的收入都很高。

最近我去贵阳，看到贵州省的旅游资源很丰厚，但是很多旅游资源闲置着，而一些大的旅游公司又没有资产，没有办法运作。为什么不允许资源所在地的人们带着这些旅游资源进入旅游公司呢？既让当地的人们成为股东，旅游公司也成为实体，这不就是解决问题了嘛！

前几天，我在广东省调查创业和就业机会，他们让我看了小吃一条街，全是外地人开的店，很多都是夫妻店，一条街上就有四家兰州拉面。广州市政府给他们提供的只是门面，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我问了其中一个卖兰州拉面的人，他原来在甘肃是种土豆的，一年再努力也就挣两三千块钱，但是到广州来，因为有一手好绝技，拉面拉得好，一年挣二三十万没有问题。同样是一个人，给他提供了创业和就业机会，很快就富起来了。所以提高收入的关键不在于扶贫，而在于选择就业和创业机会。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其次，要启动居民的公共消费。

居民的公共消费不是个人拿钱，是国家拿钱投资的。比如说医疗卫生，医改方案还在改，我认为国家必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加大国家的投入，提高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比例，提高了才能解决看不起病、看病难的问题。另外，必须健全三级医疗体系。这两个问题国家不解决，无论怎样讨论医改方案都没有意义。

国家要解决这些公共服务领域里的问题就必须加大国家投资。文化教育也是如此，像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国家必须投资，否则肯定有孩子上不起学。高等教育不是公共产品，但国家也必须要加大投资。而国家要加大投资，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如果税收不增加的话，钱从哪来？我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央企交利润。大家知道，过去中央企业不交利润。过去国家搞了一个利改税，交税不交利。去年央企赚了一万多亿的利润，既然有利润就应该上交，把利润交给财政部用于四大公共产品投资。今年，央企已经分三类开始交利润了。二是提高资源税。提高的这部分税收也要交给财政部用于四大公共产品投资。中石油之所以有1000多亿的利润，主要是因为我国资源税太低。提高资源税后，中石油每年将会失去400多亿的利润。中石油以每年1000多亿的利润在美国上市，每年被美国分去30%，中石油去年回归H股，股价定为48，当时我极力反对，按1000多亿的利润可以定48，今年提高资源税后，利润差不多要砍掉一半，应该定20块钱左右。结果中石油大跌，也导致了整个股市的下跌。今年拜年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恭喜你越来越年轻，像中石油一样去年48今年24”。如果中石油开盘价定24块钱，我估计我们的股市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在调整，过去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它们是怎么排序的？从1998年以来，排序第一是出口、第二是投资、第三是消费，结果导致国际收入失衡、人民币多发、国内经济失衡。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十七大提出，要转变发展战略，转向消费、投资、出口。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大问题，所有的企业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国家的发展模式已经调整了。

过去强调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占领国际市场，现在倒过来了，要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启动国内市场。2008年以后若干年将是新战略的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企业都要考虑自己的改革问题，不能再按过去的路子走了，必须要调整，否则很难适应发展。所以，这次我国对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当然国际收支失衡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最起码2008年解决不了，我的想法是需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