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

以上是从几个方面说明我国社会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那么收入差距拉大的后果是什么？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它的后果。

从经济方面看，这种收入差距拉大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的发展一般是由三块来拉动的。第一块是投资拉动，这块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大了，去年我们的投资率达到了最高点，即44.5%，才换得了GDP的高增长率。也就是说，投资需求占我们经济发展的比例很高，高于发达国家很多，我们的产出多是因为投得多。第二块是进出口拉动。我们现在吸引外资应该说是很多了，有资料显示，我们已经吸引了5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财富论坛》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强都在中国有直接投资，这个投资好不好啊，投资当然好，拉动了经济增长，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沿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加速发展起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从来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为什么投资中国，因为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能够获利更多。有资料说，外商投入30％的资本，可能会获得50％以上的股份，用这个股份可以获得70％以上的利润，他拿了大头儿。我们已经成了“世界工厂”，是世界第一大生产国，说这个好不好啊？好啊！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我国环保总局的一位副局长就讲：所谓的“世界工厂”，就是用我们的资源为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我们的身体承受环境污染的后果，而我们所获得的是微薄的加工利润。比如说美国和瑞士合作的罗技公司开发了一种鼠标，全部在中国苏州生产。这个鼠标卖40美元，这40美元中我们获利是多少呢？只有3美元。用了我们的厂房、劳动力、水电等，消耗的是我们的资源，污染着我们的环境，我们才获得了3美元。剩下那么多美元到哪儿去了？技术开发商和经销商们拿走了。还有一个例子，英国人发明的一种割草机，全部在中国生产，卖150英镑，我们获得了多少利润呢？不到10美元。所以，外资投进来和贴牌生产、加工贸易都是有利有弊的。通过投资和进出口这两大块，我们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我们的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力提高了，国际形象也提升了，但是，我们付出了太高的资源、环境代价，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寄希望于内需的拉动，实现内需拉动要求扩大消费。我们光靠高收入群体来拉动消费可能吗？不可能。我们的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接近饱和的，他们即使有消费需求也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不一定是在国内消费，更有可能是在国外消费。“十一”黄金周后有一个报道，说我国有不少人在黄金周期间到欧洲消费是几百万欧元，这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就不起作用了。经济学理论也表明，收入越高的群体，他们的消费需求是递减的，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洋葱型阶层结构中的那个小尖尖上的人拉动中国的内需。那要靠谁呢？就是要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拉动。占人口80％以上的这个群体不是不想消费，他们缺彩电、冰箱、衣服、被子，但是却消费不起。为什么买不起？因为他们收入太低了。他们收入太低，国内消费市场就很难拉动起来。有个经济学家举过一个例子，说如果我们的农民每人每年新增三套衣服，那么，我们的纺织厂不仅不会萎缩，而且还会忙不过来。农村是个大市场，如果农民的收入增长了，对我们国家内需的拉动应该是很大的。如果我国大多数人没能力消费，将严重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后果看，这种收入差距拉大趋势不利于形成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提出的目标就是要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党反反复复强调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促进所有的人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大政策。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要让先富起来的遥遥领先，让贫穷的人继续贫穷。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个前提，就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而不是说通过各种不法的手段富起来，甚至通过贪污、受贿富起来。在实行这个大政策的过程中，我们要采取法律的、政策的、制度的各种手段进行调控。到一定时候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作为中心课题提到突出地位加以解决。到什么时候才合适呢？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也不能提得太早，提得太早又走向平均主义了，这样大家干多干少都一个样，没有活力，这是影响效率的。小平同志说，可以设想到上个世纪末，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达到小康水平，就要突出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就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它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阶层结构，就是说，上面最富的人占少部分，绝大部分人都成为中等收入者阶层，这一大部分人富裕对于经济的拉动会起到好的作用。同时这些人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水平，除了吃饱穿暖，还有文化方面的需求。现在有些人开始旅游、健身，这也是一种需求。这些人心态比较平衡，对社会、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无论从经济、政治稳定来说，他们都是比较有利的因素。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让贫穷的人越来越少，让富裕的人越来越多。现在离这个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绝大部分人还是在低收入的水平，更要命的是这些人的收入还在递减，这样下去我们的理想社会阶层结构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从政治后果看，这种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可能导致政治动荡。中国有个传统叫“不患寡，而患不均”，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我认为不仅仅是“患寡”，也“患不均”，更“患不公”。过去发生的朝代更替，好多都是农民起义造成的。问题的根源是土地问题。先是土地集中，土地集中导致贫富分化，然后就出现了会道门等组织，然后揭竿而起就把王朝推翻了，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周期率。农民起义的旗帜上就写着“均贫富、等贵贱”。现在我们的社会也有些潜藏的危险。目前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还是相当强的，否则的话社会也可能会出现风波。现在我们社会如果有一点导火线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有时候我跟北京的出租司机聊天，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很多，而且讲得义愤填膺、骂骂咧咧的。这表明人民群众中有不少怨气。改革开放27年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人民群众普遍得到了实惠，可是，人民群众又有多少是满意的？很多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刚有肉吃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吃着吃着，就看到你吃的比我吃的好得太多了，于是，就放下筷子骂了。如果你吃得好凭你的劳动、本事，那么我认同；如果是用不法的手段捞取好处，人民群众就非常不满意。你凭什么过得好，你比我付出的劳动多吗？你比我有本事吗？不是的，实际上有些人是在体制转型中运用不法手段一夜暴富的。这种社会心理很危险。2003年重庆万州一个在集贸市场工作的合同工，在重庆游玩，和一位农民发生冲突时说“我是公务员”，一句话就如点了一个火星，农民就跟这个“公务员”干起来了，然后警察要把农民带到派出所，农民对警察不信任了，这样就逐渐围上来几万人，然后警察就强行突围，农民还在那闹事，警察打催泪弹，农民流泪了，但是没有离开，擦了眼泪继续在那里闹。群众对当地政府机关不满和不信任到了什么程度，从这个事件是不是可见一斑？收入问题是人们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收入分配上出了问题，就会引起人们心里的不平，这个不平可能成为社会危险的火种。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收入差距拉大呢？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应该说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

首先，收入差距拉大可以说是改革造成的效应。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就是要拉开收入的分配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激发社会的活力。这是我们改革的指向。这种思路是没有错的。但是，这种改革到什么程度、应当用什么手段来控制，在改革过程中因为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复杂，有些情况可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因而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

第二，收入差距拉大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效应。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嫌贫爱富，会产生马太效应，即哪个地方资源越好它就会在哪配置。这就有可能造成有些地方和一些人越来越富，而另一些人越来越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的分配制度。我们实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又加上了一句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样的分配制度会导致一些人因为占有生产要素很快富起来，没有占有生产要素的那部分人会越来越穷。生产要素就是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谁劳动条件好、素质比较高，他获得的就会比较多，有的人有了第一桶金，逐步就做大了；还有我掌握了技术，那也可能致富快。但是，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中“生产要素”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土地。土地是不是生产要素？什么时候经济学都认为它是生产要素，但是我们国家的分配里面就是没有土地这个生产要素，这样导致了什么？土地不是要素，农民能从土地上获得收益吗？实际上，很多土地是政府征地，开发商来盖楼，这样农民获得的只是比较微薄的补偿，而且还不一定保障。这就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农民为什么富不起来呀，他靠种那么点粮食能富吗？肯定富不起来，那他唯一的资源就是土地，但是土地又不是生产要素。我们把“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什么是“重中之重”，农民八九亿人，这么大量的人口处于那样的生产、生活条件中，我们全国能实现小康吗？我们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但是农民怎么小康啊？我们说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现代化本来的含义就是化“农”，就是让农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让农村、农业的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发达国家是什么水平？像英国、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占国家劳动力的比重是2％，德国是3％，我们占多少，现在最新的资料是47％。前两年说一半人都在搞农业，那么一块土地，那么多人在那耕作能有指望吗，而且土地还在不断的减少。1996年到2004年我们土地减少了一亿多亩，从19.51亿亩减少到18.37亿亩，前几年我们清理开发区，6千多个各类开发区占3.6万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全国600多个城市加起来的总和也没有占到这么大面积，其中浪费了大量的土地！农民失地后不仅没有生活的保障，也没有社会保障，在中国来说土地不仅仅是他们生存之本，也是他们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他们除了土地，没有别的生活来源了。由于广大的农民没有任何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力，但劳动力又不值钱，他们到城里打工收入是微薄的。我们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不断提高的，应该说发展成果是看得见的，但不管经济怎么发展，农民工始终是拿那么点钱，而且在一些地区农民工常常讨不到工资。农民工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有的私营企业让这些工人一个月内工作500多个小时，我怎么也算不过来，一天工作10小时就是300个小时，那是很辛苦的，要是还加200个小时，那一天干了多长时间的活儿啊！有人形容他们“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关键是劳累了一年之后他们也要拿着点钱回去孝敬爹娘、妻子儿女啊，可是有些老板确实太不人道了，他们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让农民工没有钱回家过年，所以就导致了农民工的极端情绪，他们对社会不满，他们直接的报复对象就是私营企业主。总之，收入差距拉大与发展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不规范的，有经济学家讲，“我们需要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弦外之音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是不好的。市场经济天生就有弱点，就有毛病，而我国旧的体制没有完全打破，新的体制现在没有健全，这样直接受害的可能就是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现在很多人认识到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工人、农民不是改革成果的主要享受者，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往往获利较多。这就是说，发展市场经济，由市场资源配置的规则肯是对一些群体不利。

第三个原因，就是政府的调控不到位或者是错位。为什么说不到位呢？不到位应该说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对高收入获利的途径、手段、用处调控不到位。有些高收入的获取明显是不合法的，但是没有得到及时、有力地打击和控制。说它错位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中低收入者收税是管得比较严的，税收比较高。现在我们政府能控制的收入就是公务员、教师等吃国家饭的公职人员，一看工资条就知道该怎么收税，是控制得比较好的。个税起征点原来是800元，现在定为1600元，有的人还是认为不合理，如果这样调控有可能还要拉大收入差距。而很多私营企业不在政府控制之下，偷逃税的现象非常严重。有的是暴利行业，像房地产业，对它的征税是不到位的。媒体里面讲房地产是暴富行业，连房地产商也毫不避讳地说他们是暴富行业，是因为他们的品牌。媒体评论说，我们中国的房地产有什么品牌，他们这么说就是想把暴富合理化。社会也不认同，说开发商是占我们的土地，卖出的商品房那么高的价格，很多工薪层得花很长时间积攒很多钱才能买一套房子。就是说我们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市场调控的手段都有赖于进一步完善。

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特殊效应。说发展到一定时期是什么意思？一般认为人均GDP在1千美元到3千美元之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坎，在这个坎上，如果调控得好，各方面就发展得比较好，如果搞得不好，可能会导致经济的滑坡和社会的不稳定。美国一个经济学家叫库兹涅茨，提出了一个倒U曲线原理。他说经济发展到这个“坎”的时候，一般是收入差距比较大的时候，这是一个规律。他统计了18个国家得出了这个结论。另外一个经济学家不信，他考察了65个国家，最后认同了这个规律。就是说经济发展到1千美元以后，收入差距普遍拉大。我们国家现在还在倒U的左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有到倒U的顶点，收入差距还没有拉到最大的程度。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能迈过顶点，转到右边，从那个时候开始收入差距才逐步缩小。很多国家并没有遵循这个规律，如新加坡没有遵循这个规律，人家刚开始起飞的时候基尼系数就比较低，发展到人均2万多美元的时候，人家还是在保持在0.4以下。我们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发展太不平衡了，也可能适合这个规律。还要说明的是，收入差距拉大与国情是有关系的。我们考察了很多国家，一般大国肯定基尼系数相对高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基尼系数高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可能基尼系数高一些，这些因素我们国家占全了，基尼系数不高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看到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观必然性，这意味着收入差距拉大不是单靠政府调控就可以马上解决的。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解决这个问题、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时，就极为重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他曾经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他在退休以后的几年对这一问题更加关注，比如他在1993年就曾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也就是到20世纪末就应当考虑这一问题。他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水平。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越来越强调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合理调节收入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