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枢：祖国是我的脊梁

　　作为一个新中国初期从香港回到大陆的港胞，我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骄傲和自豪。
　　1935年，我出生在东北哈尔滨，父母不堪忍受亡国奴的生活，举家搬迁到北平。我小时候就住在现在西城区的辟才胡同，那时的辟才胡同是一片破旧平房。
　　搬到北平不久，北平也被日本人占领了，整个北平城笼罩在阴霾之下，民生凋敝。寒冬腊月，前门附近每天都有冻死饿死的人，用草席一裹，抬上大车就拉走，不知埋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五岁时，母亲就因为贫困和疾病离开了我们，国破家亡的那种凄凉感觉，留给了我刻骨铭心的哀痛，直到现在，一想起来，我心里仍然难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心里埋下了报国的种子。
　　当时，我在宏庙小学上一年级，到现在我仍然能想起来教我们算术的那个男老师的模样，他白天给我们上课，晚上把我们聚起来给我们讲岳飞、文天祥、杨家将的故事。听着听着，我就握紧了拳头，心里默念，总有一天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童年的记忆是深刻的，儿时的情感是持久的，北京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在大街上看到的耀武扬威的日本人和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中国人，形成的强烈反差。以后，渴望尊严，渴望祖国强大，渴望为祖国强大贡献力量，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1939年，为了全家的生计，父亲背井离乡到缅甸、香港等地做生意。抗战后期，生意有了点起色，父亲就把奶奶和我从内地接到香港。我在香港务实中学附小继续读书，那是一个具有爱国进步色彩的学校，爱国人士孙启孟等人长期以此为阵地进行爱国活动。学校的老师经常对我们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你们的根在大陆。
　　小学毕业后，我在香港当学徒,开始独立谋生，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香港报纸经常大篇幅报道新生人民政权的消息。新的中国，新的人民政权，新的一切，对我和像我一样的年轻人都极具吸引力，使我们充满向往。许多从内地到香港的年轻人都互相通气，相约一起回内地参加建设。
　　一直在内地读书的大哥、二哥都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大哥还被派往苏联学医，回国后组建了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二哥在重庆团市委工作。他们每次来信的述说，都给我激励，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我开始不停地给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写信要求回内地参加国家建设。
　　1953年6月11号这天，我收到北京市政府寄来的北京居住证。1953年8月1号，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
　　5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当列车慢慢驶入北京站时，我泪如泉涌，心如擂鼓怦怦直跳，这是远离母亲怀抱的委屈和回到母亲怀抱的幸福交织在一起的泪。我心里想，这儿才是我的家，我要永远留在这里。
　　从给人家当学徒，到现在回内地当家作主人，我感到说不出的振奋。当时内地的基础建设、物质条件都没法跟香港比，北京只有有轨电车，路线也只有从西单到前门那几条。可“社会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陌生但很亲切的名词。我的心是火热的，我要为我的祖国奉献青春，我在为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而努力。所以，那会儿，我的脸上经常绽放笑容，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顺利地从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当时教育界的口号是“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提高小学的教育质量而奋斗。”于是，我主动要求，到昌平县长陵中心小学教书。
　　那里当时是很落后的农村，交通非常不便，农民的孩子们每天很早就起床，一边捡粪，一边带领更小的孩子到几里外的学校来念书。
　　我记得，我每次家访，乡亲们都给我吃烙饼摊鸡蛋，这在当时是最好的招待了。当地农民特别淳朴，特别厚道，尽管他们的生活十分难苦，但他们渴望知识、渴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文化的心，深深打动了我，一种使命感油然而升，我立志要扎根农村教好书。
　　1962年，我获得北京市少年辅导员优秀奖，当时的《教师报》用了整整一个版的篇幅，介绍了我们下农村的事迹。后来，速成师范学校又邀请我回校做报告，鼓励年轻的毕业生到广大农村去扎根、去工作。
　　教书之余，我们还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那是一个严冬，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红旗迎风飘扬，劳动者的身影来回穿梭，不时传来劳动号子，场面宏大，激动人心。所有人都吃的是冷馒头，喝的是凉开水，但每个人的心头都热乎乎的，大家都劳累并幸福着。我多次给香港亲人写信，他们都为我高兴。不久，父亲也放心地把奶奶送回北京，来北京居住养老。
　　“文革”期间，由于有海外关系，我受到过不公平待遇，在同事和朋友面前抬不起头，父亲资助我买的房子也被占了，我和奶奶被挤到狭小的屋子里一住就是好多年。
　　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当初干吗回来，受这么多罪，在香港多好啊。”每次，我都会淡淡一笑，我不后悔，“文革”期间我都没后悔过，现在也不后悔，将来更不会后悔。一个人对祖国母亲的感情，不会因为他受了点委屈就发生变化。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发展正处在黄金时期，父亲的产业也颇具规模。内地正值“文革”后期，我去香港探亲，父亲希望我留下，一是可以帮助他打点生意，二是将来父亲年纪大了也好有人照顾。父亲说，香港比内地生活好多了，你来后还可以拿到香港身份证。我爱父亲，但我舍不下我的工作，舍不下我已经习惯的生活。当时，我刚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在北京市化工局党校工作，组织上对我非常器重，我也很喜欢这份工作。再说，从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到生意人，我也难以适应。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回去的时间到了，我怀着对父亲的无限依恋又回到北京。父亲对我的决定有些不理解，答应抽时间回内地看看。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成功，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父亲对一国两制政策不了解，担心政策会变，入了加拿大国籍，并在温哥华买了房子。
　　80年代后期，父亲几次回内地省亲，内地的巨大变化让他震惊，在他的记忆里，北京始终还是40多年前的样子。1988年，父亲第三次回北京，被安排住在华侨饭店，还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赴宴，并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打那以后，父亲彻底变了，一颗游子之心再也不愿与祖国分开，他痛痛快快地答应回国，后来在什刹海买了一座小院。他说，“落叶归根，还是老家好啊！”父亲终于理解了我当初的决定。
　　国家实力增强，广大侨胞越来越关心祖国的发展和建设。受组织委托，我退休后，先后担任了什刹海街道侨联主席和顾问，做些侨胞侨属的联络和服务工作。看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近几年，政府更加关注民生建设，区政府下大力气进行胡同改造，电线入地、户厕改建，下水管翻建，铺设渗水砖，垫高低洼院落；还拨专款进行煤改电工程，解决老百姓冬季供暖问题，用电供暖，不但干净暖和而且政府补助电费，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方便、安全、卫生。 我们家的小院也跟着政府的胡同改造和煤改电工程沾了光。
　　奥运会期间，我报名当志愿者，自家的小四合院作为奥运人家，免费向中外游客开放。看着一拨又一拨外国游客充满新奇羡慕的眼光，回想我童年时在老北平的生活，我时常老泪纵横，祖国富人民强，只有祖国强大了，人民的腰板才能硬朗啊！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生在战乱年代，见证过同胞任人宰割的悲惨历史，我也感受并亲身参与过建设新中国的昂扬时代，我还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日益欣欣向荣的一年又一年。历经沧桑，我和祖国的心贴得更近。儿女是母亲永远的牵挂，祖国是我永远的家。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