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霖：体坛胜败寄国运

　　我是一名刚刚退休的体育工作者。2008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我有幸参加了8月8日的奥运会开幕式，心情特别激动，不由得想起了几十年自己干体育的往事……
　　1958年，我被选到东城区体校开始练习体操。说是体校，其实就是东单米市大街上一栋破旧的小楼，又窄又暗。所谓的体操馆也就才百十来平方米，是过去的基督教青年会堂。因为紧贴着“红星”电影院，我们练习的时候老能听到很清楚的放电影的声音。那个时候训练的条件特别差，但大家都很珍惜，很能吃苦。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心愿，就是练好本事，将来也能代表祖国去参加世界比赛，为国争光！
　　1960年，我被选入了北京队，当时特高兴。也不知道先农坛在哪儿，家里就给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拉上行李到了先农坛，算是报到“工作”了。50年前的先农坛是北京市唯一一家专业队的训练基地，虽说是北京市最高级的训练基地了，但是训练、生活、学习的条件却让人无法想像。旧的先农坛体育场还是日伪时期建造的，跑道都是土和焦炭的，看台是水泥的。跑道上的线都要由场地工人用白灰一点点地撒上去。我们每天都要在这里出操跑步，总是弄得一身土、一脚泥。所谓的训练馆其实就是一排小平房，体操器械就更不全了。自由体操场地正式标准是12米见方。我们这里只铺了几块帆布垫子，上面盖一层一米宽的薄地毯。屋顶特别矮，要是练习单杠倒立，脚离房顶不到几公分。那时候北京的冬天特别冷，只好临时生两个火炉取暖。什么身体训练的辅助器材，不但没有，连听都没听说过。有时候我们练习技巧空翻，还得跑到田径场的跳远沙坑里练，几个人抬着破垫子，把沙土翻软，好有点安全感。翻不好摔在沙坑里，满嘴都是沙子。
　　当时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发展新中国刚刚起步的体育事业，政府对运动队的供应尽可能保障。为了保证营养，先农坛自己还要养猪。每到杀猪的时候，我们小孩就跑去看，心里特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又有肉吃了。先农坛一共有三块足球场，当年的一块足球场种的全是蔬菜，为的就是贴补伙食。运动员吃饭是份儿饭。有一段时间还发主食餐票，一半细粮，馒头米饭；一半粗粮，窝头、高粱米和白薯。为了“先苦后甜”，我是上半月先吃粗粮，留着细粮下半月慢慢享受。不成想，有一年，我上半月刚把粗粮吃完准备吃大米白面，食堂贴出一张告示：从即日起取消主食限制，不再凭票打饭。大家都笑我说：傻小子，亏了吧！
　　虽说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艰苦，但在训练上大家都很努力。当时训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努力攀登世界体育的高峰。我的教练给我讲过他第一次出国比赛的感受。1955年，他们在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国际青年友好运动会。外国人对我们黄皮肤的中国人非常好奇。有一位外国老太太居然掀起我们一位女队员的裙子，嘴里还叨咕着。我们以为人家是夸咱们的衣料好看呢，其实她是在看中国女人是不是小脚。还有的外国人跟着我们，看我们的小伙子后脑勺有没有大辫子。那个时候，中国体操正处在初创时期，技术水平不高，很想多看看外国队练什么，怎么练。可是人家一见中国队进馆了，立刻就停止训练。
　　在正式比赛中，由于技术实力不行，外国裁判都不把中国人当回事。每到中国运动员上器械比赛，有的外国裁判就开汽水瓶盖，喝汽水，等运动员做完动作，他随便给打个分算完事；还有的外国裁判甚至是歪着头去看另外一个场地的世界冠军的比赛动作。当时，我们的运动员个个含泪立下誓言：中国体操运动员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这一代不行，下一代，一定要为中国人出这口气！
　　为了这个庄严的誓言，全国的体操界都在热火朝天地练。可是训练设备差，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运动员们为了冲击高难度动作，都是直接在陆上完成动作。我亲眼目睹了我的队友为了这个誓言，坚持苦练，可因为当时没有“海绵坑”这样的保护条件，被严重摔伤。
　　“文革”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体育系统开始全面恢复。尽管我们那一代运动员拼了命地去赶，甚至超负荷地练，具备了进入世界前六名的实力，但由于“两个中国”的问题，我们一直被排斥在国际体育大家庭之外，没办法参加世界性的大赛。为打破封锁，宣传中国和中国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和精神风貌，国家几十次派我们出访亚非拉美和欧洲各国，每到一处都十分轰动。直到1978年10月20日，国际体联第56届代表大会上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我国运动员才得以在这个国际大舞台上施展才华。而我们这批老队员已经退役转作了教练。我下定决心，作为一名运动员，当年虽然没有机会参加世界大赛，但我要培养下一代运动员完成在世界上争冠军、拿金牌的使命！
　　我重新走进了先农坛。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里，北京市的体育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昔日的先农坛体育场也是旧貌换新颜，成为一个现代化体育场。先农坛体育馆呢，通过大规模的建设和改造，已经成为比较完备的现代化竞技体育训练基地。馆内添置了各种先进的电子健身器械。冬有暖气，夏有空调，舞蹈房、健身房、海绵坑、蹦床这些训练设施一应俱全，餐厅还配备了专门的营养师。运动队的医疗体系、身体机能监测，用来做技术分析的各种仪器，都成为冲击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有力保障。我在先农坛生活、训练的几十年间，这个昔日的皇家园林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现如今，各国运动员在这里深造、参观，进行技术交流，已是司空见惯。
　　改革开放以来，咱们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变化，真是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就拿体操一个项目来说，我们先后有72人次获得全国冠军；20多人次获得亚洲冠军；10人次获得世界冠军；3人次获得奥运会冠军。这些成绩的取得要感谢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重视，感谢全市人民的支持，也感谢各企业集团的资助！我经常对新一代的运动员讲：你们今天当运动员真是幸福，现在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做一名运动员，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党和人民的培养。
　　新一代体操运动员为了取得优异的成绩，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队里有个小队员叫何可欣，备战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在高低杠项目上有一个动作叫“李娅”空翻，就是在瞬时间要完成两个不同类型的空翻动作。这是在高低杠项目上风险最大的动作，很多外国体操运动员都犯怵。为了在北京、在家乡父老面前，从美国女队手中夺回这块金牌，训练场上，可欣手上那原本厚厚的老茧，一次次磨出血泡。她削掉老茧、挑破血泡，继续苦练。我已经记不清她从杠上摔下来多少次，也数不过来她的手指戳在杠子上多少回。2008年8月18日，北京奥运会体操赛场上，终于迎来了可欣决战高低杠的关键时刻。可欣的对手有7个，都是世界高低杠项目的顶尖高手，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队的柳金。在裁判的注视下，可欣上杠的一瞬间，全场观众似乎也都屏住了呼吸。只见她像一只轻盈的蝴蝶，在杠上翻飞盘旋。在一片惊叹声中，她高质量地完成了“李娅空翻”，紧接着又一鼓作气，潇洒地完成了后面的动作，最后把身体抛向空中，以一个空翻加转体的“旋”下，结束了比赛。成功了！国家体育馆里顿时一片欢腾。可欣一路过关斩将，终于用无可挑剔、近乎完美的动作，征服了裁判和观众，以全场最高分赢得了高低杠金牌。面对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聆听着庄严的国歌,我的双眼浸满了泪水。朦胧中我欣慰地看到，新一代运动员和新一代教练，正在展翅高飞！
　　（北京市体育局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