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应对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之启思”，而我想围绕这个主题就“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谈一些意见，而且重点是谈中国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我上月底从美国回来，在美国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主题就是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媒体最早称是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后来说是金融危机，再后来说是全球金融危机。我想大家对金融危机的背景已经有所了解，用一句话说，就是美国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而政府放松了监管。可是，现在美国有人不这么看，他们倒打一耙，想把责任推给中国。这次在美国，我访问了美国贸易代表处，他们的官员就明确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美中贸易逆差太大，原因是中国人太节俭与中国政府管制了汇率。这种说法当然很牵强，我们要据理澄清。不过，我认为国际上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就是在美国，我想多数人也不会相信他们这个说法。

不过争论归争论，更严重的是，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去年我们倒闭的中小企业有6.7万家；有至少2000万的农民工下岗失业。所以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去争论谁对金融危机负责，而是要抓紧研究如何应对危机的冲击。对这个问题，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即坚定不移地扩大内需。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扩大内需不单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今后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一、转变发展战略，立足扩大内需

我有一个判断，不知各位怎么看，这两年我们的经济碰到了一些麻烦，我认为除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恐怕还与我们过去的发展战略定位有关。大家知道，近20多年来我们实施的是出口导向战略。这样，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家统计局去年8月公布的数字，说对外依存度超60%。这个数字现在学界有质疑，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是事实。只要欧美市场有风吹草动，国内经济就下滑，这样与其受人牵制，倒不如调整发展战略，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长期立足于扩大内需。

当然，我不是说过去的出口导向战略就错了。对任何一项政策，都应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评价。历史地看，出口导向战略为国家积累了外汇，壮大了国力，功不可没。其实，从国际范围看，所有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也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1945年的欧洲，弹痕累累、满目疮痍，重建家园需要从美国购置大量的设备，相应的资金从哪里来？马歇尔计划是个开端，但也仅仅是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的贸易顺差。美国张开其温暖的怀胞，给战后欧洲以极大的抚慰。

与欧洲同样幸运的还有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面积狭小，国内市场容量有限。但日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不到40年的时间，曾经的战败国就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他的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又有哪一个不是靠出口导向型战略起家的？

但是，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则可能是谬误。如果有谁认为，成功的经验可以一劳永逸，就大错而特错了。1997年以前，有的专家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近乎残酷的玩笑，亚洲的世纪还没有来临，金融危机却抢先到来了。东南亚等来的不是进一步的繁荣和兴旺，而是破产、失业、收入的下降和生计的窘迫！

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有它成功的土壤。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冷战的格局。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阵营，为了让其盟友尽快富裕起来以分担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慷慨地对其盟友开放了市场。那个时候的美国太强大了，强大得不附加任何条件。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因此而成功的。

然而成功却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人很快发现，那些曾经依偎在它翅膀下面的小鸟，在羽翼丰满之后，不再需要它的保护，而是要与美国人分庭抗礼了。于是，美国的策略开始转变，对市场准入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而苏联的解体又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了，大家抱团的愿望也就不再迫切了。欧洲通过加快共同市场的建设，努力缓解了这一转变的冲击，而亚洲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压抑的市场空间。昔日的土壤不存在了，曾经成功的模式也就不再那么熠熠生挥了。

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巨人，有两个在亚太。因此，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融入亚太。而这种融入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畸形结构的一极是日本，另一极是美国，前者长期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后者则是巨额的逆差。位于两极之间的国家，几乎全都是通过美国的逆差来获得美元，支付给日本，以扩大日本的顺差的。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承受逆差和顺差的能力，都有一个限度，美国和日本也不例外。

可以设想，如果把一个人上半身所有的静脉血管都堵住，心脏只能通过动脉向大脑输血，而大脑的血液却不能往心脏回流，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用不了多长时间，心脏就会衰竭，而大脑将要爆炸！国际贸易也是这个道理，一旦美国再也无力承担巨额逆差，亚太地区的贸易必将崩溃无疑。事实上，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受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已经无力独撑天下了；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如果要为出口导向型战略再造成功的土壤，唯一可能的“火车头”只能是日本。但与其相信日本会这样做，不如相信这种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占据着最有力的竞争地位。而中国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它垂涎三尺。这可是个硕大的“金饭碗”，而且就在自己的眼前。如果对它视而不见、弃之不顾，总想去云游四方，到外面去化斋求缘，那么，万一化缘不成，待日后空腹而归的时候，原来的“金饭碗”还会属于我们吗？

二、扩大内需可借鉴凯恩斯理论，但不能照搬

如果大家对中央“扩大内需”的方针有了一致的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如何扩大内需。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从理论方面谈，今天的论坛正好是个读书活动，所以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本书，即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据说，凯恩斯这本书曾为战后西方国家创造了20 年的经济繁荣。

1998 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务院推出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于是有人批评说政府借鉴了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记得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也提及过此事，他说：“现在有人批评我借鉴了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如果你们非要说是，那么我前面加几个字，即是‘中国特色’的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

我的看法，学术上任何一种创新皆属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何况凯恩斯是经济学一代宗师，中国要加以借鉴也无可厚非。那么，凯恩斯对国内需求不足是如何解释的呢？简单说，他把有效需求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然后用三个心理规律分别揭示了消费与投资不足的原因。

关于消费需求不足，凯恩斯把它归结为消费倾向递减。所谓消费倾向递减，就是指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据凯恩斯说，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随之增加，但消费的增长，始终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使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样，就导致了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则是由“资本效率递减”与“流动偏好”所致。所谓资本效率递减，实际上就是指资本家预期的投资利润率递减。

对资本家而言，是否投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资利润率；二是银行利率。如果前者高于后者，就会考虑投资，否则，投资利润率低于银行利率，办企业无利可图，资本家就会收手，转而去吃银行利息。因此，投资利润率持续下降是投资普遍不足的根本原因。

既然资本效率递减导致投资不足，那为什么不通过调低银行利率来刺激投资呢?凯恩斯说，这是因为 “流动偏好”的存在，使得政府难以首尾兼顾。所谓流动偏好、是说人们都有一种保留现金的爱好。人们之所以要保留现金，大凡有三个动机，即三个心理规律：一是为了防止意外与突发事件，称为谨慎动机；二是为了应付日常开支，此乃交易动机；三是为了寻求更大的获利机会，故为投机动机。据此凯恩斯进一步分析说，由于流动偏好的存在，使得大量的货币收入滞留在人们手中，不能及时转化为储蓄与投资，因而压低了社会总需求，如若要人们放弃流动偏好，就不仅不能降低利率，反而还得提高利率，不然，老百姓是绝不会把手头的现金存进银行的。可见，正是由于资本效率递减与流动偏好交织并存，使得投资陷入了这种“两难”困境。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产生失业的“病根”是消费与投资不足，而消费与投资不足又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既是如此，解决失业问题，市场本身无能为力。于是，凯恩斯大声疾呼：政府应该站出来，为扩大需求助一臂之力。比如在扩大消费方面，他认为首选之策是增加工资，因为人们收入增加，购买力才能增加。同时他还指出，由于“消费倾向”递减，富人收入的增加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很小，所以，他建议采用累进所得税的办法，“劫富济贫”，增加穷人的收入。

在投资方面，凯恩斯提出，当经济萧条时，政府应实行赤字预算与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政府采购与政府投资，来拉动全社会的投资。并且他还认为，刺激投资与刺激消费相比，对扩大需求来说，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在他看来，投资不同于消费，它具有连锁的“乘数效应”。如政府投资电网改造，生产电网设备的厂家就会增加销售收入，这样又可反过来扩大生产、增雇员工；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消费也将增加，于是又会相应地带动了服务业、金融业的发展，结果使总需求不断扩大。至于为什么要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凯恩斯的理由很简单，政府增发货币，推动物价上涨，既可以刺激购买，压低流动偏好；又可以降低利率，增加投资引诱。

以上说的是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回到现实政策层面，西方的理论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搬。

三、当前“扩需”应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去年底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需政策，整体看效果是好的，目前经济已显全面企稳回升的迹象。但据我所知，学界对政府的扩需措施还有一些分歧，我本人也觉得某些政策尚需进一步完善。这里我主要说三点：

（一）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刺激投资还是拉动消费

回想10 年前，当时政府扩需的重点是刺激投资。有事实为凭，1998年财政发行1000亿特别国债，另有1000亿配套贷款，都尽数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跟下来几年，政府虽也强调消费的作用，并启动了消费信贷；但扩需的重点，却仍在投资方面。

这回政府扩需却不同，比如今明两年拿出四万亿扩需，优先考虑的则是民生。而且中央说得很明确，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温总理也曾多次表示要重点刺激消费。我完全赞成把扩大消费作为扩需重点，但绝不是说上次重点刺激投资有何不妥，当时我们基础设施薄弱，加大投资当然是对的。

然而今非昔比，今天的情况变了，我们也不能因循守旧。当然，当下许多人对政府把消费作为重点不理解，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凯恩斯也曾主张重点刺激投资。其理由就是那个所谓的“投资乘数”理论。

举个例子。比如某发电厂投资100万，其中80%去买煤，20% 发工资，若煤矿把煤卖给电厂，便得80万的收入；假定煤矿再用这80万的80%买机械，20%发工资，那么机械厂可得64万的收入；机械厂用64万的80%买钢铁产品，20%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51.2万的收入。以此类推，当初电厂100万的投资，最后会给社会创造出500万的总收入。对投资乘数，大学经济学课本皆有介绍，而且分析逻辑井然，无懈可击。

可应该追问的是，投资能创造收入、放大需求，消费不也照样能够吗？假若消费者拿100万去买私家车，那么汽车厂可得100万收入。汽车厂有了这100万，可再用80万买钢材，20万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80万收入。接着推下去，100万的消费带动的总需求，不同样也是500万？可见，用投资乘数证明投资是扩需重点，多少有些瞒天过海的味道。

事实上，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内需，至于何者更有效，须慎重权衡才可定论。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第一，短期看能否减少过剩；第二，长期看会否增加新的过剩。若以这两点判断，消费无疑比投资更具优势。投资虽可减少当期过剩，但日后将形成更大的供给，对原本过剩的经济会百上加斤。对此，凯恩斯曾提过一个办法，即政府把劳力组织起来去挖沟，然后再让另一批人把沟填起来。这样一挖一填，既耗费了社会存货，而又没有增加产品，故不会导致新的过剩。

不错，挖沟填沟可以扩需，但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政府怎可以去做呢？政府不能这么做，那么就得改换思路，把刺激消费作为重点。问题在于，就当前中国的情形论，刺激消费也非易事。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消费者收入普遍偏低。有人说，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国人观念保守，不如欧美人潇洒。其实，这哪里仅是观念问题，纵然你开明，也想学人家阔佬富婆，一掷千金万金，可要是囊中羞涩，你学得了吗？

很明显，要刺激消费，必须先提高国人的收入。对这事，学界翻来复去讨论了好几年，而多数人的意见是加薪没有钱。本来，上届政府就曾打算替大家加工资，结果也因缺钱而搁浅。钱到底是什么？直白地解释，钱就是资金，是物资与纸币的总称。由此想深一层，政府说缺资金，不一定是缺物资，也可能是缺纸币。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说缺资金，那时缺的是物资；今天我们生产过剩，可政府仍说缺资金，那么现在所缺的，显然不是物资而是纸币。缺纸币与缺物资不同，物资缺了不可加薪，加了就会通胀；而缺纸币好办，中国有的是纸，只要印钞厂加加班，问题就不难解决。

其实，中国加薪的困难不在钱。真正的困难是如何把钱加到低收入者头上去。政府公务员加薪容易，棘手的是工人农民怎么办？工人的薪酬是雇主给的，国家虽可出台最低工资法，但这样做会弄巧成拙，令更多的人失业。比如某餐厅老板原来雇人洗碗，每月花600元，若现在法定最低工资升至1000元，那么他很可能去买洗碗机而减少雇人。再有就是农民，农民要卖农产品才能有收入，而农产品价格却由市场定，政府管不了价格，想让农民增收也是力不从心。

当然，办法还是有的。最近几年，政府先后推出的粮食生产直补、免征农业税等，对农民增收作用显著，可谓居功至伟。过去，我们总以为提高收入就得加工资，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加工资也是可以帮低收入者增收的。比如，政府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拓宽保障面，让社保不仅覆盖城市，而且也覆盖农村，这样，也就等于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

可以想见，中国有13亿人口，要是人们没有后顾之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大家一定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若果如此，拉动内需定有可观的效果；由内需不足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二）财政政策是继续增发国债还是加大减税

我们说扩需重点在消费，但这不等于可以不重视投资。那么如何刺激投资呢？凯恩斯说，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换句话讲，就是企业投资不赚钱。这样看，那么所谓刺激投资，就是要让投资者有钱可赚。为此，政府能做的无非是两件事：一是通过政府采购与投资以减少企业的库存与积压；二是减税以扩大企业的盈利。

于是问题就来了，增加政府采购与投资，财政支出会扩大；而减税则会减少近期的财政收入。如此，财政预算就会有赤字，为了弥补预算缺口，通行的做法就是发国债。今年财政举债9500亿，就是因为预算有缺口。可麻烦在于，财政借债是要还钱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今天的债就是明天的税。今天财政发债越多，明天还债就得收更多的税。企业缴税多了投资就会减少，由此看，政府举债投资必挤占民间投资。

再想深一层，政府发债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是扩大企业投资，那么哪种投资效果更好呢？我的观点是企业投资效果好。远的不说，以1998年为例，当时政府拿2000亿搞了72个项目，到1999年的5月份，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联合做了一次跟踪检查。结果发现，72个项目当中，有20个项目资金严重被挪用，其中有10个项目纯属“三边工程”。西南某省有一个项目，当时申报的时候，说是投资9个亿，到1999年5月，已经投进去10多个亿，调查组问他们的负责人还需要多少钱，他们回答说不知道，问什么时候竣工投产？也说不知道。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何以如此？说到底这是一个体制问题。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叫“经济人假定”，说人是理性自私的。如果从经济人假定出发，人们花钱办事一定会有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不信我们看看，现在房改了自己装修房子的时候，是不是既讲节约又讲效果。我们经常听说有人装修办公楼时吃回扣，结果被法院判刑；可有谁听说过哪个处长自己家里装修吃回扣被纪委双规的呢？

减税可刺激民间投资，道理不难理解，不必多解释。而政府不肯减税，多半是担心减税后财政收入会减少。所以1998年那次扩需时，税收还曾不减反增，下半年追收了1000亿。今年政府推行结构性减税，据说减税额达5000亿。这5000亿怎么来我没看到具体的说明，不过最近我赴沿海几个省调研，企业普遍反映减税力度还是不够大。比如增值税转型，如今企业惨淡经营，生死未卜，这时谁会花钱去购设备？不购设备，当然享受不了转型的优惠；再比如出口退税与所得税合并，若企业无出口、无盈利，减税政策再好也与它们无干。所以有人说，结构性减税对多数企业是画饼充饥，中看不中用。

那么，政府何不直接调减增值税呢？曾与企业家座谈，他们说若将增值税率下调5%，他们就可正常生产。倘真如此，政府就当义无反顾。因为保增长关键在保企业；而保企业，其实就是保就业、保民生。值得研究的是，大幅调减增值税会否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呢？理论上说应该不会。经济学的拉弗曲线已解释得很清楚，说如果税率过高，企业投资的预期利润会下降，投资利润下降，必然导致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又会导致生产增长缓慢，政府税收也会因此减少；相反，如果降低税率，会给企业以新的刺激，投资会增加，经济增长加快，税源就会扩大，这样反而会使税收增加。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分析，让我门再看美国的减税实验：一个是肯尼迪的“减税计划”；一个是里根的“经济复兴税法”。肯尼迪1961年上台的时候，正好赶上一次新的经济衰退，因此他提出要在三年内，使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从91%和20%分别下降为65%和14%；企业所得税则从52%与30%分别下降为47%和23%。财政部原来估计，由于减税，政府在5年中可能会减少890亿美元的税收，但事后政府的税收却反而增加了540亿美元。而里根政府1981年推行全面减税，结果，不仅遏止了经济衰退，而且给美国创造了从1982年底开始，连续25个月高速增长的奇迹，到1984年经过调整后，经济增长率还高达6.8%，仍是二战以来美国最有力的增长。

（三）货币政策是主要防通胀还是防通缩

为了扩大内需，今年开始执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存款准备金、降息、放大信贷规模，多管齐下，旨在增加流动性。今年的信贷规模5万亿，而头三个月就达4.89万亿。于是有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投放会否令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人们有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不过当前内需不足，我认为重点是防通缩。有前车之鉴，1998年当时政府也曾想控物价，希望把CPI控制在3%以下，可结果呢？让人大跌眼镜，物价负增长，出现了通缩。

今年政府的物价目标，是要将CPI控制在4%以下。可从最近几月的数据看，通缩的危险在加大。一月份的CPI还是1%，PPI为-3.3%；二月份CPI就降为-1.6%；而PPI为-4.7% ；三月份CPI为-1.2%，PPI为-6%；四月份CPI为-1.5%，PPI为-6.6%，五月份CPI为-1.4%，PPI为-7.2%。 如果这种势头不扭转，再持续几个月，消费者必形成降价预期，若如此，对原本疲软的市场则雪上加霜。因为大众的消费心理是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商品降价反而会持币观望。

房地产市场是很好的例子。眼下国内楼市为何一蹶不振？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未来房价普遍看跌。想想吧，明知房价明天要降，你今天会买房吗？当然不会。所以为拉动消费，适度通胀反而有助，何况相对8%的GDP增长， 5% 的CPI也不高。由此看，政府的当务之急应是防通缩。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通胀就好。如果通胀率过高，不仅会危害经济的健康，还会危及社会稳定。我想说的是，政府若把通胀率控制在适度范围，对经济可能有益无害。什么是适度范围呢？大致说，就是通胀率要同时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只要严守这两道防线，通胀就不会有大危险。政府要做的是为低收入消费者提供补贴，而不是相反控制物价，去补贴生产者。

当然从长期看，货币政策目标还是要保持物价稳定。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50多年前，关于货币政策“规则”与“权变”之争曾轰动一时，今天作简单回顾，我们兴许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学派，倡导“相机抉择”的所谓“权变”政策，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时刻根据“河流”的荣枯状况，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从而达到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的目的。

由于凯恩斯主义一直是战后经济学的“主流”，因此，“权变”的货币政策自然在西方各国大行其道。不过，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一股反对“权变”的理论旋风从美国东部刮起，高举这支反旗的领袖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掌门人”弗里德曼，他对凯恩斯的“权变”政策进行了批判。

弗里德曼认为，“权变”政策不仅事实上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据此，他力主政府放弃传统的“权变”政策，而建议用一种预先制定的对货币投放有约束力的“规则”取而代之，比如，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长期地固定在与经济增长率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这就是所谓著名的“简单规则”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用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证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往往会使经济更不稳定。他通过对历史大量统计资料的考察和实证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只有在经历了一个易变的、长期的“时滞期”后才能作用于经济。具体地说，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变化到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着两个“时滞”：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之后，平均要再过6—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经过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

正是由于存在这12-18个月的滞后效应，所以弗里德曼说，中央银行难以掌握成功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无法准确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向，更不用说去把握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的时间和程度，这样，政府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量时，就难免会做过头或做不到位：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紧缩过度，从而导致与最初愿望相反的结果，更加促成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

由此可见，政府要当好“守闸人”并非易事，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与其手忙脚乱，倒不如无为而治，制定出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投放增长的比例规则，比如，货币当局在确定货币供应量时，牢牢盯住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劳动力增长比例，并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控制在这两个指标之内，如此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反而可以使经济趋于稳定，

根据自己的估算，弗里德曼指出，美国每年需要增加货币1%或2%以配合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再加上年产量平均增长约为3%，若再考虑到劳动力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等因素，美国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可定在4%—5%。这种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为货币供应确定的一条稳定航线，只要货币当局始终遵循这条航线，那么，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就能得以避免。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权变”政策无法化解西方国家的“滞胀”，所以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先后实行了“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瑞士、德国、日本则被认为是由于实行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而控制了通胀；当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更是惟“简单规则”是瞻，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所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主要项目。“简单规则”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足可窥其一斑。

回头再说中国。据统计，2002年至2007年，货币供应（M2）年平均增长17．1%，而同期GDP年增长约10%，劳动力增长4%，可见我们的货币供应增长偏快，出现流动性过剩。为稳定物价，前几年我们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007年底达17.5%），不断加息（最高贷款利率达7.47%），同时央行发行央票回笼货币，结果银根偏紧、经济出现下滑，于是政府又开始新一轮的放松银根。现在看，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长久之计应借鉴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到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可把年货币供应（M2）增长率稳定在14%左右。利率可根据通胀指数调节，但存款准备金率不宜轻易动它。公开市场业务也应预先纳入货币供应总盘子，不可作为瞬间调节的应变措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很多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作为一个学者在这儿发言。谢谢。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