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2）

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

从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能够看清楚的教训是什么呢？刚刚提到民国时期是乱世，教育没有人干预，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够发展好。在稳定时期，同样可以办好教育，关键是看怎么管理教育。有一个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地区有一个地处边缘的郡，教育很不发达，当地有一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因而成了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这个消息令当地人欢欣鼓舞。但按照牛津大学的有关规定，还必须由三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她进行面试，由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录取。三位教授都是彼此独立的，在跟这位女生交谈过后，他们认为这名学生没有创新能力，用中国话说就是个死读书的学生，因而拒绝录取。这下急坏了当地的议员，议员就去找教育大臣，教育大臣管不了就去找副首相，副首相又找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出面跟牛津大学沟通。可牛津大学就是拒不接受，理由是按照学校的规定，专家委员会的结论是任何人无权推翻的。布莱尔事后跟人聊天时说，牛津大学太古板，应该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知道后很愤慨，并宣布取消了布莱尔牛津大学荣誉博士的授予计划。这件事最后以英国政府不光彩的想凭借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的失败而告终。这个例子说明，要在稳定时期办好一流大学，就必须有一定的精神，那就是不接受任何行政干预。反观我们国内的学校，在招生方面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所有大学都千方百计地抢高考状元，只看考试分数，不看创新能力。

当然，中国也不是没有独立办学的年代，民国时期恰好就是中国高校办学最独立的时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西南联大，它是在1937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后又移至昆明改组而成。这个学校虽只办了7年，但至今仍影响着中国。我国的最高科技奖得奖者，就有数位出自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个学校存在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培养学生2000人，他们均有学识成就，其中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华罗庚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他是我国这六十多年里无法超越的大师，是世界最认可的中国数学大师。以院士人数为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获得两院院士的有137人。这是后人对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的认可，所以它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世界一流或者说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恰好说明不受行政干预、独立办学的重要性。194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主管教育，同时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他下令要求西南联合大学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试课程，应使用统一的全国院校教程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西南联合大学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不管有没有道理，教育部都不应以命令的方式命令西南联合大学，这样的命令就会使西南联合大学变成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权和人应当分开，所以西南联合大学坚决不按陈立夫的意思去做。陈立夫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正是因为如此，西南联合大学在7年时间里，办成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之后，这种校风并没有消失。过去一段时间里，继承西南联合大学精神最好的是两个学校：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现在翻阅当初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资料，我们就能明白，在那段时期全国的大师云集于此，综合、理工和文科都有。毫无疑问，它们是当时最顶尖的学校，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在当时都无法与之相比。

1952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校数十年，这就是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就是用行政权力强力干预教育。几乎民国时期办得好的大学都被拆散、肢解了，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更是首当其冲，被拆分之后这些学校元气大伤。清华大学当时公认的顶尖科学家被调出51人，而只调进1人，最后清华大学只剩下一个引以为傲的电机系，这还是当初三位教授力争之下才得以保留的，否则整个都要被一锅端。浙江大学也是如此，按照中国科学院的认定标准，在现代科学家目录中浙大科学家有24位，其中22位被调走，达到了90%以上。除了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外，当时全国的大学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要找为什么这些年来培养不出大师的原因，那么，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结1952年院系调整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那个时候政治上比较幼稚，有“左倾”的倾向，认为大学是资产阶级跟旧社会留下的顽固堡垒，新社会就要占领它，要把它的领导关系、隶属关系、师生关系打乱，而这就必须对其进行肢解。二是当时正是全国学苏联的时候，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属于专才教育，它与英美的通才教育截然不同。苏联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认为培养人才就如同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按计划来做，这种专才教育能够高效的、大规模的储备人才。苏联在科教界的巨大成功，进一步使人陷入了对专才教育的“迷恋”，因而我们将通才教育全部打乱，变成专才教育，于是清华出现了院系的细分，后来形成了八大学院。这两个方面的动机都是好的，但回头再看，实在令人遗憾。世界上那些造成巨大破坏的事情，往往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好心”造成的。

苏联专才教育模式的失误，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专才模式使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办教育，把教育变成像工厂制造产品一样，这些产品就是专才。这种方法虽然容易迅速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不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个性和天赋，而每个人的个性和天赋又都不一样，如果用不符合每个人个性和天赋的方式强迫让他去做，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专才教育行不通，没有生命力，一蹶不振。当时学生们中学毕业就开始分专业，一些人进入了他们并不喜欢的专业，也不能去换，才能又施展不出来，所以教育就没了生气。教育没有生气不是我们现在事后才说的，在1998年的新一轮高校建设中，当初从上到下的思路就是要改这个模式，就想把所有的专科学校赶快合并，进而又变成新一轮的大学合并风，然后都声称要建综合性大学，其原因就是因为觉得苏联的专才教育不行，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太窄，而且没有照顾到他们的个性和天赋。

正是因为大家深知其弊病，才有了今天的合并风。有些人以为当初的高校合并是脑袋发热，实际上合并背后是有思想在指导的，就是否定1952年院系调整的教育思想，否定专才教育，实行通才教育。10多年来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清华大学的硬件条件比当初要强了许多，但大家如今看待这些大学都会有对待前门大街的感觉，虽然按照过去的风格翻修了建筑，却是冷冷清清，不由让人想起了梁思成的话。解放初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像前门大街的古建筑，他同当时北京市的有关负责同志进行辩论，结果失败了，最后他说：“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如今重修前门大街，大家用行动证明梁思成是对的，当初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是错的，但现在的前门大街是假古董，其历史意义已经失而不可复得了。大学不是失而不复得，大学精神还可以找回来，还可以建好，但关键是要明确当初丢的是什么。

院系调整的教育思想是认为苏联专才教育是好的，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比英美都要好，所以全盘学它。当然，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确实有一批重要的世界级大师，比如像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他是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兰道的天赋和才干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但是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兰道曾被克格勃关押了一年，被放出来之后克格勃对此绝对保密，兰道也不说，一直到兰道去世很久，克格勃才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案卷公布了真相。兰道作为当时苏联科学界的光荣，确实犯过煽动、反对苏共斯大林名誉罪，他给他的学生写了传单，在散发前克格勃一举将他抓获。可以说，兰道是反对过苏共、斯大林的，但苏联政府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对兰道非常克制，克格勃、苏联政府、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都只限于监听，此外没有其他任何干预。比如他每月公开给他的同案犯寄钱，苏联政府不干预，另外他做研究，要发表论文、出书、参加院士评选，苏联政府一概不干预，甚至苏联政府也允许兰道获得列宁奖金。唯一不允许他做的就是出国，害怕他出去就不回来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档案确实很感慨，苏联当初科教辉煌的背后原来还有这样一笔，这说明苏联政府很能容忍和保护优秀人才，恰是它对人才的容忍和保护使它的科教辉煌。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思想比较幼稚，对那些有历史问题、思想上有倾向的教师都谈不上保护，而且一旦认为有了问题，发表文章、从事科研、担任导师的权利都没有了。总结过去我们的教育，我觉得应该研究清楚院系调整，因为这次事件可能是我国教育过去六十年没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事件背后隐含了干预教育、不保护人才的做法。总结院系调整的教训，就是应该对教育尽量做到像民国时期那样，并且可以做得更好更先进，让教授管理学校，办学独立，而且全社会对教育不光是爱护，而且要敬畏，敬就是要尊敬，畏就是要畏惧。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对教育没有敬畏心，经常用自己的冲动以及所谓的好主意，迫使教育跟着他们干。敬畏教育就是要假设教育是个比任何人的思想都基础的事物，它教育人要诚实、热心助人做好事，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教书育人是任何人必须敬畏的，谁都没有权力干预它，如果非要干预它，就要犯大错。

看待教育，就相当于我们看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当我们长大了的时候，就会发现她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我们都原谅她、尊重她，因为我们是她生育而来的。同样，我们也是教育“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敬畏它。